《儿女英雄传》是由清代满族文学家文康所著，又名《金玉缘》《日下新书》，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熔侠义与言情于一炉的社会小说，小说长达40回，讲述的是安学海父子仕途生活，描绘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官场的腐败和黑暗。

《儿女英雄传》原名《金玉缘》，清代文康作。后经人弥补缺失，改名为《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描写的是清朝副将何杞被纪献唐陷害，死于狱中，其女何玉凤改名十三妹，出入江湖，立志为父报仇。淮阴县令安学海获罪，其子安骥筹银千两前去营救。安骥和民女张金凤遇险于能仁寺，幸亏玉凤及时相救，始免于难。事后，玉凤做媒，将张金凤许配给安骥，并解囊赠金、借弓退寇，使安骥一行人平安到达淮阴。后来纪献唐为朝廷所杀，玉凤见仇已报，打算出家，为人劝阻，也嫁给安骥。金凤、玉凤相处亲如姊妹。这就是它初名《金玉缘》的原因。

文康撰作《儿女英雄传》的时间当在咸丰三年(1853)以后，同治四年(1865)以前。咸丰三年，文康尚在凤阳通判任上，说不上“家道中落”。

原书第36回写安学海在占卜安骥殿试情形时说：“难道会名列第三不成？那有个旗人会点了探花之理？”光绪六年刊本《还读我书室主人(董恂)评〈儿女英雄传〉》中，董恂于此处评曰：“你老不知，在下充读卷大臣时，还会点状元呢！”

按，董恂充殿试读卷大臣，取旗人崇绮为状元，时在同治四年四月，见《还读我书室老人年谱》卷一。文康在世时未曾经闻，所以有此一写。据此可知，小说之作在同治四年以前。

咸丰三年距鸦片战争爆发已十余年，这时不但清朝内部的各种矛盾大大激化，更重要的是，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大门已被欧洲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人心目中绝对的、独一无二的世界中心——中华文明，竟然被“蛮夷”的文明击败。

这一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从来认为是一元化的文明实际上是二元化的。这种觉悟无疑也会波及中国人对人的传统认识，即人性并非一个圆满和谐、亘古不变的整体，而是由分裂为二的对立因素组合成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文康“一生经历乎盛衰升降之际”，他所“三致意”的“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恐怕就在于此。他在处身于乾隆盛世之际，就已经预先呼吸到时代的新气息，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人的认识的荒谬，而力图以艺术之笔揭开人性之谜。

马从善《儿女英雄传序》说作者少时家门鼎盛，晚年诸子不肖，家道败落，他块处一室，“著此书以自遣”。

鲁迅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

小说作者虽与曹雪芹的境况相似，但没有曹氏那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超拔凡俗的审美情思，只是一个皈依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世俗之人。写作此书，实是要在精神幻想中圆一个补天的梦。

所以曹雪芹写的是罪恶世家的衰败史；而他写的则是积善世家的发皇史，因此，浓重的封建道德说教、陈腐的纲常名教观念以及玉堂金马、夫荣妻贵的庸俗人生理想成为小说的主要思想缺陷。

然而，《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深于人生阅历之作，加之艺术手法圆熟高妙，熔侠义、公案、言情小说于一炉，仍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之作。

书中较成功地塑造了英风侠概的十三妹形象。孙楷第考证十三妹的形象渊源于明代凌濛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和清人王士祯的《女侠》（《池北偶谈》卷二六），然而该二则中的人物形象仍然比较苍白，不脱诡秘之气。可以说，直到文康笔下，才完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间侠女形象。

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名教的束缚，赋予十三妹以民间侠义色彩。这个出身宦门的女子，身怀绝技，遁迹深山，蔑视权臣，目无王法，由一腔不平之气激成一副游戏三昧的性情。

小说着重刻画了她拯人于穷途末路的义骨侠肠。从悦来客店寻根究底，到能仁寺歼灭凶僧，赠金联姻，借弓退寇，生动地表现出她襟怀磊落、肝胆照人的豪侠气概。文康笔下的十三妹，心高气傲，豪爽天真，口角锋利逼人，又带几分诙谐风趣，个性鲜明，气韵生动。在她铲除人间不平的侠义行为上寄寓着人民的审美理想。

然而她最终成为安家的贤德媳妇，恪守三从四德，热衷荣华富贵，前后面目迥异。作家立意要收服“十三妹这条孽龙”，“整顿金笼关玉凤”（第十六回），把她送入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去作为最终的归宿，与其他侠义公案小说之将侠士送至清官手下，表现了同样的思想趋向。

“儿女英雄”模式的确立，又为侠义、言情小说的合流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