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又称《商子》，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相传为商鞅所写，故而得名。

《商君书》里面论述大量的愚民政策，以及为确保帝王稳固政权，肆意压制和剥夺百姓人权的观点：

1，认为国家与人民是矛盾的关系，人民强大，则国家虚弱，所以想要国家强大，则必须削弱人民。

2，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首先制服本国的人民。

3，只有使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

4，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

5，主张重刑轻赏，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由于上面这五条极其典型又看起来非常有效的所谓“驭民之术”，再加上历史上“商鞅变法”的的确确将秦国推上了富强之路，于是乎便有人给《商君书》送了顶直达天庭的高帽子，“天下第一禁书！”言下之意是说这本书里面有着能够确保帝王们成功统治天下的终极奥义，故而只能存在于帝王之家，由皇帝太子之类的阅读、学习，万万不可流入民间，让普通百姓知晓。

无稽之谈！

首先，所谓的“天下第一”这种说法，显而易见，属于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营销用词方式，语不惊人死不休，用来吸引读者的眼球。

其次，禁书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商君书》虽然传说是商鞅所作，但其内容有相当部分涉及商鞅死后的人物称谓和事件，故而只能算作后人将其思想收集整理的汇编作品，并且在战国末期曾经相当流行。秦统一天下开启帝国时代之后，历朝历代的史书，诸如《汉书》、《隋书》、《新旧唐书》、《宋史》等都有记载，特别是在印刷术普及开来的宋元明清四朝，都有不同的木刻版本流传——试问，哪有这样容易得到的禁书？

再次，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书的类目中就有“百家语者”，《商君书》是法家的著作，当然包括在内。随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法家渐渐式微，同时，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乃是《韩非子》，如此一来，《商君书》自然而然被排除在儒生群体的书目之外，慢慢的、一点点的淡出读书人的视野。毫不客气地说，《商君书》不是被禁掉了，而是被儒家无视并淘汰了的。

第四点，《商君书》中的相当多的举措，实际上已经跟不上时代和形势的变化，成了“擒龙之技”。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和人口稀少，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没有成气候，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是主题，故而商鞅变法重点强调的是耕、战，其他措施都是为以上两点服务的。

但是自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内部的战乱相对少了很多，征兵制逐渐向募兵制演化，中原王朝追求的是长治久安，推崇的理念是耕、读，耕战与耕读，虽然一字之差，实际上却有天渊之别。

最后，从汉至清，两千余年的中原王朝，历经了数以百计的皇帝，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在少年时代，都是在博学大儒的悉心教导之下，诵读学习儒家典籍，如何能让他们把一本法家的书籍来当作宝典来讲述呢？要知道，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后，皇帝同样要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行事，否则，桀纣的大帽子随时恭候。

再者，两千年的帝国时代，都是皇权唯我独尊的人治时代，《商君书》强调的严刑峻法，虽然很过分，但本质上终究还是法制，与人治处在根本的对立面，从而不可能容于帝王之家，而这恰好也是法家式微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