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作为亚圣，孟子的历史影响首先与儒学联系在一起。儒学奠基于孔子，在孔子的时代，儒学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其主张也远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孔子之后，墨、道、法等学派曾对儒学提出责难和批评。到战国时代，处士横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趋于高潮，儒家的地位似乎进一步受到了墨、道各家的冲击，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便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

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儒学不能不作出理论上的回应。这种历史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将孟子推向了时代的前沿。孟子在战国时代有好辩之名，这种好辩往往带有论战性质，它在回应各种挑战的同时，又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儒学的深沉内涵与理论力量，正是通过正面的理论建树与积极的理论争鸣，孟子使孔子开创的儒学传统得到了延续，并进一步维护了其显学的地位。唐代的韩愈在追溯儒家的道统时，曾认为圣人之道从孔子而传到了孟子，换言之，孟子有承继儒家精神命脉的历史功绩。

从儒学的衍化看，这一评价并不为过。孟子的时代，历史开始进入了大一统的前夜（孟子之后一百余年，秦始皇便完成了统一大业）。作为思想敏锐的哲人，孟子已开始注意到这一时代特征，当梁惠王问他“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时，孟子的回答便是：惟有归于一统，才能达到安定。以这种历史意识为前提，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构想，企望将仁政推行于天下。

孟子的仁政主张包含了不少天真的幻想，难免有迂阔之处，但使天下普遍实行王道的理想，毕竟折射了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而其仁政观念对于抑制法家的暴力原则，亦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家的道德哲学进一步展开为政治哲学，后者在历史上形成了难以抹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