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人论辩并不是一味的论短长较高下，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孟子笃信孔子“仁”学，主张“仁政”，认为国君应该体恤百姓，轻徭薄赋，爱民如子。为了宣扬“仁政”，劝谏国君推行“仁政”，有时候孟子会采取一些灵活的方法，照顾国君的面子，巧妙的转化话题，沿着国君喜欢的路径因势利导，以达到宣扬“仁政”，劝国君向善的目的。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有一段与齐宣王对话就是这样。当孟子称赞齐王好乐对齐国而言是一件幸事的时候，齐王心里很不自在，忙着为自己辩白，说自己并不是爱好“先王之乐”，而是喜欢“世俗之乐”。

那么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有什么不同呢？“先王之乐”是雅乐，意味着崇尚礼乐教化，德行天下。“世俗之乐”指的是“郑乐”，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怡情娱乐，与崇尚礼乐的德政没有关系，而且还有奢侈糜烂之嫌疑。所以当孟子说“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的时候，齐王是既尴尬又难为情，所以才“变乎色”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照顾到齐王的面子，更是为了能够向齐王推销自己“仁政”的主张，孟子故意模糊“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之间的差别，说“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把“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不经意的转换成“古之乐”和“今之乐”，偷换了概念，避开了齐王敏感的神经，从而使这场并不轻松的谈话得意继续下去。

孟子掌控谈话主导权的艺术技巧之高超，在其巧妙的转换了“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这一敏感的概念。齐王是“好乐”的，孟子当然知道齐王所好之乐并不是“先王之乐”，但孟子不在概念上纠缠，而是运用迂回战术，顺着齐王“好乐”的兴趣往下说。只要齐王兴致上来了，谈话得以继续，孟子的战术就成功了。

“可得闻与？”齐王果然来了兴致，孟子乘势而上，说“独乐乐，与人乐乐，熟乐？”孟子这一问的巧妙之处在于，将齐王对“乐”的兴趣引到了自己预设的话题语境，为“与民同乐”的命题埋下伏笔。为达此目的，孟子分两步迂回。

首先是引出齐王亲口承认，与人乐乐，与众乐乐，将齐王引到自己的逻辑语境中来，这是“与民同乐”的逻辑起点，齐王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认同了“与民同乐”了。

其次是，将“与人乐乐”“与众乐乐”这一观念中的关键字“人”和“众”转换成“民”，变成“与民同乐乐”，孟子就完成了让齐王亲口承认并认同“与民同乐”这一“仁政”理念和思想了。这是孟子第二次偷换概念。

仅仅靠偷换概念，转换话题的逻辑技巧是不够的，归根结蒂还是要齐王在思想观念上和情感上予以认同。有鉴于此，孟子在晓之以理的基础上，又动之以情，运用情景描绘和鲜明对比的方法来进一步感化齐王，引导齐王，充分满足齐王好大喜功的心理预期，培植扶正齐王“与民同乐”的思想情感。

孟子动情地说“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复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民同乐，则王矣。”

这一段话孟子倾注了感情，也作了鲜明的对比，不由得不令齐王感同身受。这是从心灵和情感深处来打动齐王，感化齐王。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动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庄子渔父》）孟子这一渗透情感的真诚描述沉底打动了齐王，满足了齐王内在的虚荣心。

在此基础上，孟子又不失时机的不上一句“今王与民同乐，则王矣。”这不仅满足了齐王的虚荣心，而且还将“与民同乐”化作了“王天下”的政治基础和充分必要条件，孟子的良苦用心与其善于雄辩的论辩艺术都达到了令人感佩的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