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嬴渠梁继位后，深刻的体会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决心靠改革强国，因此痛下求贤令，引进人才，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让他扛起改革强国的大旗，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可以大致总结为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等一系列手段。
经过商鞅两次大刀阔斧的变法后，秦国生产力和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军队的兵力及战斗力大大提升，促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
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过度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其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经济方面：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兴修水利和提水工具，使得大片荒地被开垦。而一些奴隶主也在这个时期将开垦的土地变成私有财产并出租，转型成为封建地主，而为封建地主种地的人转型成农民，由此形成了地主和农民的两大对立阶级。
秦国由于位处在远离中原文明的西陲边境，过着半游牧半封建的生活，社会以及经济的演进都比华夏文明要缓慢的多。当中原地区已经进入农业社会时，秦人还离不开畜牧生活；当中原地区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农业时代时，秦人才开始接受农业的洗礼。
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礼俗的演化，都晚于山东六国。秦孝公即位后，他追思先王遗志，情怀激荡，为了增强秦国的实力，不被山东六国打压并在诸侯国中站稳，亲自拟就震古烁今的求贤令，开始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商鞅改革得罪了不少权贵，有人劝他全身而退，以免被人陷害，而他并没有听从。这些旧贵族们随时等待时机进行反击，公元前338年，不惑之年的秦孝公突然病逝，太子赢驷即位，即为秦惠文王。怀恨在心的贵族迅速行动起来，四处散布谣言，诬陷他谋反。商鞅被迫逃亡。
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在客店住宿，老板不认识他，说：“商鞅的法令规定客店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惩罚。”商鞅叹息道：“我现在算是知道我的法令不好的地方了。”他好不容易逃到魏国，但魏国不肯接受他。商鞅想逃到别的国家去，魏国人说：“商鞅是秦国的通缉犯，秦国那么强，我们不能得罪秦国。”他们把商鞅送回秦国。商鞅最后被秦国人车裂而死，但他实行的法令保留了下来，秦的国力日益增强。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运动，大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经过商鞅变法后，秦国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促使秦国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天下人才汇集；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国力强盛。
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最先进的强国，为统一六国打下基础；商鞅主张法家思想，也成为秦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新法施行后，秦国治安大为改善，路不拾遗，山里没有盗贼，百姓生活也日渐富足。十年之后，秦国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大增。
最为关键的是，商鞅奖励军功的法令使得秦国人都勇于公战，畏惧私斗，为了获得功名渴望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秦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同时，强大的经济实力又为秦军作战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从此以后，秦军所向披靡，成为一支无敌之兵，为统一中国打下基础。
商鞅变法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商鞅“强秦之计”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大环境给商鞅变法提供了舞台，是“时势造英雄”。另外，商鞅变法的成功是由于商鞅思想的功利性和现实性，商鞅针对秦国的实际国情而采取的相应对策是有效的，商鞅变法的成功对秦国的政治发展和法家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又是“英雄造时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