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说：“自己先要身体力行带好头，然后让老百姓辛勤劳作。”子路请求多讲一些，孔子说：“不要倦怠。”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给下属各部门主管人员作出表率，原谅他人的小错误，提拔贤能的人。”仲弓说：“怎么知道哪些人是贤能的人而去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提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吗？”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真是太迂腐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虎对待的。”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教如何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了。孔子说：“真是个小人啊！樊迟这个人！居于上位的人爱好礼仪，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恭敬的；居于上位的人爱好道义，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居于上位的人爱好诚信，老百姓就没有敢不诚实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四方的老百姓就会背负幼子前来归服，何必要自己来种庄稼呢？”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熟读了《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他却搞不懂；派他出使到四方各国，又不能独立应对外交。虽然读书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作为管理者）如果自身行为端正，不用发布命令，事情也能推行得通；如果本身不端正，就是发布了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国的政事和卫国的政事，像兄弟一样。”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治理家政。当他刚开始有财物时，便说：‘差不多够了。’当稍微多起来时，就说：‘将要足够了。’当财物到了富有时候，就说：‘真是太完美了。’”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子。孔子说：“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是如此众多了，又该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该怎么做？”孔子说：“教育他们。”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主持国家政事，一年之内就可以见到成效了，三年便能成效显著。”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就能够克残暴行为，消除虐杀现象了。这句话说得真对啊！”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在三十年之后才能推行仁政。”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己的言行，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唯的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去端正别人呢？”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有从办公的地方回来，孔子说：“今天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呢？”冉有回答说“有政务。”孔子说：“那不过是一般性的事务罢了。如果是重要的政务，即使不用我，我还是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