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6年春夏之交,驻扎在太原的后唐帝国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终于跟他名义上的小舅子——皇帝李从珂闹到了彻底翻脸的地步。跟皇帝翻脸就意味着造反,后果当然很严重:他的亲弟、堂弟、两个儿子在首都洛阳被杀,而皇帝派出的数万征讨大军正从各路扑向太原。
后晋高祖石敬瑭(图片来自网络)
以石敬瑭的兵力是根本无法与后唐大军对抗的,情势看起来十分危急。但石敬瑭并没有惊慌,他是提前想好了应对之策才撕破脸皮的,而且他的计划还不只是抵御后唐的进攻,他要灭唐自立——当然不是靠自身的力量,而是靠契丹的帮助。
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计划顺利实现,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御驾亲征,不但为石敬瑭解了太原之围,而且帮助他一举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己做上了皇帝。而作为报答,后晋向契丹称臣,两国结为父子之邦,行父子之礼,同时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由此成为了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千百年来一直是“儿皇帝”和“卖国贼”的最佳形象代言人。其实,更客观公平地来看,在五代乱世,一切僭越乱伦皆已司空见惯,石敬瑭身为沙陀人(西突厥的一支别部),所侍奉过的后唐三姓四任皇帝中,就两次出现兄弟间反目成仇、兴兵夺位的情况,所以于他而言,帝梦心切者不择手段取之,没什么不能接受的。甘愿认贼为父确实无耻,但今人指责他“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也实在是有些要求过高了。
事实上,中原王朝即使是在强盛如汉唐的时代,也都出现过对外族称臣、和亲或纳贡的情况。汉初在军事上无力与匈奴对抗,自高祖刘邦起便靠着与匈奴和亲来避免战争(实为变相进贡),和亲政策历经文景二贤,直到汉武大帝刘彻在位十多年以后才废止;唐高祖李渊及唐太宗李世民也是靠着向突厥称臣才得以创建帝业;而唐肃宗为了向回纥借兵,以从安禄山的叛军手中收复京都,更与回纥签订过“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的耻辱条约。石敬瑭遗臭万年的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后晋帝国太过短命,根本没有机会在治史时通过“技术处理”来掩盖污点,而他割让燕云十六州之举,对后世的影响又实在太大,在此后至少四百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自然不容易被后人忘记。
燕云十六州(图片来自网络)
这十六州包括: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涿(今河北涿州)、莫(今河北任丘)、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已为官厅水库淹没)、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整个地区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面积十二万平方公里,正好相当于一个朝鲜。
从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十六州自东向西包括了今天的天津、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基本上都分布在长城的内(南)侧,也即长城这条重要军事防线背后的战略支撑点,其中瀛、莫二州已深入到河北腹地数百里。失去了这一片山势险峻的地区,中原王朝的整个北方就失去了一条阻击“胡人铁骑”的天然军事屏障,南下千里再无险可守,直至黄河岸边全部是一马平川,中原从此门户大开。
周世宗柴荣(图片来自网络)
此后四百年间,对于每一个中原王朝来说,收复燕云十六州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梦想。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率领强劲的后周大军北伐燕云之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收复瀛、莫、易三州和益津(今河北文安县境)、瓦桥(今河北雄县境)、淤口(今河北霸县境)三关,共计17县之地,取得了五代以来中原对辽作战的最大胜利。只可惜柴荣此时突然患病,不久即病逝,收复燕云的大业也半途而废。
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专设内库,名为“封桩库”,其职能就是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他的想法是在储满五百万缗时,向契丹赎买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便把这笔钱作为战争经费。他曾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可惜宋太祖也是才满五十岁就猝然而亡,他的恢宏计划也无法实现。后来宋太宗赵光义挟平灭北汉的余威,两次北伐契丹,均以惨败告终,宋帝国企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地区的努力也宣告失败。从此,宋帝国的君臣将士普遍滋生了一种“恐辽心理”(后又变成“恐金”),这种心理阴影一直持续到大宋灭亡。
如果换一个方向来思考就可以明白:北方的政权在获得了燕云之地以后,一方面掌握了对中原长驱直入的军事便利,另一方面,由于燕云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北国的游牧经济形成了良性互补,也极大地促进了北国整个的社会发展,也就更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
燕云十六州直到明朝建立时才又重新回到中原国家的版图,而石敬瑭的骂名恐怕永远也无法脱去。不过,如果再多还原一些历史,还应该记住一个叫桑维翰的人,他是石敬瑭手下的谋臣,正是他为了讨得主子欢心,提出了割让燕云十六州这样一个完全“过度”的建议。其实在当时,想达到让契丹出兵相助的目的,只要多送钱物,也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