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光绪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于湖南常德桃源。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岁的宋教仁进入私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宋教仁入读桃源漳江书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宋教仁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宋教仁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

参加革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宋教仁结识了黄兴，并成为挚友。同时，因不满清政府统治，他开始倾向革命。11月4日，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决定成立华兴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25日，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选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7月，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11月，计划在长沙进行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宋教仁潜赴日本，于12月13日抵达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并入读日本法政大学。在留日期间，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别感兴趣，广泛地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各种文稿，有《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从这些翻译工作中，系统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加入并担任司法部检事长，同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宋教仁一度回到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间，根据其侦探结果编纂《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日后保护图们江间岛地区提供了有力证据。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兴赴安南谋举事，举荐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宋教仁由此开始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事务。

宣统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了宣传革命的文章。

宣统三年（1911年），宋教仁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11月13日，离开武昌，赴上海；12月初，抵达南京。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7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被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推广宪政

民国2年（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遇刺身亡

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民国2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子弹从宋教仁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嘴边，喘息地说：“我痛得厉害，起不来了……”，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手术后，宋教仁的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

主要影响

政治成就

其一，在民国初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宋教仁极力主张政党内阁制，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效能的。当时，在如何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孙中山与宋教仁在办法、策略上有所不同。孙中山在让位时，为限制袁世凯，曾在辞临时大总统的咨文中附加三项办法条件。这样，主张“办法条件”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倡导真正的政党内阁制者，以宋教仁为代表。

针对孙中山的“办法条件”，南北方较量的结果是临时参议院允准袁世凯在北京受职，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内阁虽是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建立的，却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存续不足三个月便告解散。此后陆征祥内阁、赵秉钧内阁被袁世凯势力所控制，也难负责任内阁之责。如此孙中山的“办法条件”并未能对袁世凯产生更进一步的限制作用。相比较而言，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制并力求付诸实践，则给袁世凯带来了有可能剥夺其政治统治的实际威胁。对此，袁世凯的反应是，“以攀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 在相互间的斗争中，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由此不难看出，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问题上，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制，较之孙中山的“办法条件”，是更具威力和实际作用的。

其二，在近代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如果说是孙中山创建了中国同盟会，那么，也可以这样认为，是宋教仁创建了国民党。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就曾指出：“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者。”蔡元培也说，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组建为国民党，是宋教仁“百计联络”的结果，是宋教仁而非他人做到这一步。

在国民党成立之后，宋教仁因孙中山正忙于筹办铁路计划而被委任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实际上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尽管孙中山、黄兴对国民党的成立给予了支持，但是，当时孙中山的注意力和政治活动的重心是不在国民党上的。仅仅认识到是宋教仁创建了国民党，尚不足以揭示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近代中国政党发展史上，一方面，宋教仁不仅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的创建和武装斗争，而且实际主持了国民党的成立及其国会竞选活动；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成立，是顺应民初政治发展要求的，同样表现为一种历史进步。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之一，是民初政党政治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认为他是民初政党政治身体力行的第一人，也是不过分的。宋教仁为推行政党政治，实施民主宪政而献身，在民主共和政体建设，以及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政治思想

同孙中山等人一样，宋教仁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民主共和国，这种认识主要源于他的革命经历。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兴会起义事泄后，宋与黄兴等人逃亡到了日本，这期间是他的政治思想形成的主要时期、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通士官制》等，这使他对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

宋教仁主张中国采取单一国制，即中央集权，并制定宪法予以保证。主张通过全国大选产生国会，由国会自主制定宪法，既不受外力干涉，也不要被居心叵测之人操纵，否则，宪法就不能代表“共和之精义”。但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形各异，武昌首义后各省都督均由地方选举产生，宋教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实际上也是为了反袁斗争的需要），认为各地行政长官可由地方选举再由中央委任，并且各省有一定的立法权限，但地方立法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他认为下放到地方的权限可以有：①地方财政；②地方实业；③地方交通业；④地方工程；⑤地方学校；⑥慈善公益事业。这些权利，中央不应干预。

中央政府的政治架构，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有论者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宋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而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对其进行掣肘。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当时，举袁世凯为总统几乎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深知，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必须保证革命党人在政府中的绝对领导权。可是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有很多在旧官僚、立宪派人的控制之下。对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初期，他还采取措施试图削弱黎元洪的影响。他希望凭借责任内阁制，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革命党手中。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无疑是溶入了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他认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才算是理想的政体模式。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他坚信责任内阁制必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

经济思想

宋教仁不仅在政治上多有建树，且于经济领域亦不乏见地。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就从农业、工业、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财税政策、外资利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人才的开发与利用，金融机构的完善与金融市场的培育，国税、地税的分开征管与分配，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宋教仁曾任唐绍仪内阁农林部长一职，他在任期间“制定了奖励开垦、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设立农业金融机构、开发农业学校和农事试验场、筹设牛种场、改良渔业等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

宋教仁还不排斥外债，虽然他知道大量的外债会导致亡国，但是他认为只要保持外债均势，就能避免惨剧。并且，宋教仁还根据形势，提出了制日联美的均势外债方案。然而，由于外债的用途、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均势外债的策略难以发挥作用。

教育思想

宋教仁的教育思想是在他政治活动中形成的，与其政治思想分不开。他认为“教育必须为政治革命的利益服务，用革命的教育来动员群众同情和参加政治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任制法院院长，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并主持创办了江汉大学。他提出了“教育为立国之本”、“强国之要，学战为先”的教育强国主张，以及一整套以道德建设为核心内容，以发展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改良论”。

新闻思想

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报刊政论家。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始终比较重视新闻实践工作，在筹建革命组织，开展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从未放弃文字宣传的斗争。光绪三十年（1904年）亡命日本，宋教仁组织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进行反满的民族主义和反帝的爱国主义宣传，以至嗣后该刊成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以《民报》的面目出现，为革命摇旗呐喊。从此，宋氏的报刊宣传一发不可收拾。他还直接参与创办、指导和支持其他革命报刊，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实践工作的有力领导者和组织者。宋教仁的新闻思想始终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情怀。他虽然未曾提出明确的新闻主张，但散见于他所发表的政论、文论、日记、讲演中的新闻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特色和时代精神。

历史评价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太炎：①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②至于建置内阁，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忠、亦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粲然，卒为功首，犹复劳心综核，受善若虚，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民国教育家、革命家蔡元培：（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中国近代政治家梁启超：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

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谭人凤撰挽联：

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

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成此暗杀世界岂能堪？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撰挽联：

其一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其二

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清末立宪派政要汤化龙撰挽联：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赵立彬：宋教仁坚守议会政治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的条件，但仍有积极的意义。他执着地认为，民主宪政是最优越的政治制度，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最有力武器，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只是后来的历史没有给予这种理想实践的空间，近代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较“力”的时代，而非较“理”的时代。宋教仁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宪政理想和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斗争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湖南日报》：宋教仁一生坚守的民主宪政，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他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宪政思想和献身精神，在中华民族追求民主的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青年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以国情为起点，以欧美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参照，勇于思索，构建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与“五权宪法”，还有部分革命前贤基于革命建国的实际需要，以远见卓识饱读中外文献，苦攻难题，年仅21岁就出任华兴会副会长的中国同盟会第三号人物宋教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轶事典故

别号渔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兴会正式成立。华兴会秘密策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正当革命志士壮志踌躇之时，长沙起义事泄，湖南巡抚下令满城搜捕革命志士。在桃源老家，宋教仁还一无所知，多亏儿时一位同学匆匆跑来报信。他仓促离家，江面上一只船也没有。眼看追兵越追越近，突然从芦苇中划出一只小船，一位打鱼老汉救了宋教仁。为了感念渔翁的救命之恩，宋教仁自号“渔父”。

书捍国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实际占有朝鲜，就鼓励朝鲜人大量越界开垦，然后由日本一个叫“长白山会”的团体，制造出所谓“间岛问题”，声称中国延边地区的一大片领土是中朝未定界的“间岛”，图谋占据，这样便否定了以图门江作为中朝界河，后果十分严重。

宋教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完全出于偶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宋教仁去东北策动“马贼”从事反清革命期间，得知了日本人的这个阴谋，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侦获该会大量关于“间岛问题”的假证据，拍照带回日本。然后在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特别是找到一个名叫古山子的朝鲜人于中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版的《大东舆地图》，清楚地表明中国与朝鲜的界江是图门江。

在这些有力证据的基础上，宋教仁写了6万字的著作《间岛问题》，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角度，特别是利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就“领土主权的历史”“自然的地势”“境界的条约”几个方面，论证了日本人所指的“间岛”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同年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袁世凯约宋回国，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两次挨打

宋教仁曾经两次在公开场合被人扇耳光。第一次是民国元年（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有人提议开战，以迎接袁世凯为名带兵北上。宋教仁反对这个建议，认为革命军无法击败北洋军。这时，同盟会元老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宋教仁左眼流血。马君武大骂宋教仁是给袁世凯当说客，想出卖南京。

第二次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宣读新党章时，其中一条规定国民党不吸收女党员。这激怒了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她冲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记耳光。

人际关系

先世

祖父：宋业宏（1821年—1850年）

祖母：熊氏 （1816年—1851年）

父亲：宋宗伴（1851年—1892年）

母亲：万氏（1849年—1913年）

兄弟姐妹

长兄：宋教信（1880年—1908年）

长姊：早夭

次姊：宋教范

妻儿

妻子：方快姐（1877年—1918年）

儿子：宋振吕（1900年—1936年）

孙女

宋奇璋（宋振吕之独女，婚后育有2子3女）

重孙

宋克家（随母姓，宋奇璋的儿子）

玄孙女

宋丕兴（宋克家的女儿，宋奇璋的孙女）

主要作品

创办杂志

《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6月在东京出版

出版书籍

《间岛问题》，1908年在上海出版

《我之历史》，1920年在湖南出版

翻译书籍

《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比较财经学》

人物争议

遇刺争议

民国2年（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宋案发生后，国民党迅速发现了两条线索，从而锁定了直接行刺者武士英，和指使武士英的应夔丞。两名案犯被抓后在上海租界的司法机构公审，各方均派代表旁听，留下了大量审讯记录，警方还在应夔丞家中发现了其与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电文，其中涉及刺宋。租界审讯两名案犯后，将其移交给上海当局关押。4月下旬，武士英暴毙，随后“二次革命”爆发，应夔丞越狱逃走，并在一年后死亡，洪述祖则逃往德国租界青岛。行刺者武士英，指使者应夔丞、洪述祖，殆无疑义；至于幕后主谋，则众说纷纭。

学界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赵秉钧在“宋案”中只是有限的参与，袁世凯是幕后总策划人。中山大学朱怀远认为，袁世凯“处处留‘情’，多方设‘意’，并把整个计划分成若干个互不统属的部分、环节，由不同的人分别执行，最终促成了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发生。”

第二种说法是，刺宋计划被应夔丞提出后，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北京大学讲师张永认为，在“宋案”中，各派势力在民初都是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轻率冒险决裂，只是会党势力在各势力中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

第三种说法是，袁世凯一定不是元凶，“宋案”元凶仍然存疑。何廷明、王超、王文江在《宋案元凶探渊》中认为，“宋案”的元凶可以排除袁世凯，“宋教仁是南北矛盾的协调者和牺牲者”。

后世纪念

宋教仁故居

桃源故居

宋教仁故居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教仁村香冲组，故居毁于十年动乱，后重建。是共有20多间土木结构的民房，建筑面积576㎡，故居于2011年6月动工修复，是常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鬯春堂

在北京动物园最西端，有一座欧式巴洛克风格的精致小巧的两层洋楼，这就是清末慈禧太后往来于大内皇宫与“夏宫”颐和园之间的行宫——畅观楼。与畅观楼遥对，是清乾隆时期乐善园的遗存建筑——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面回廊，周围假山环抱，古槐遮荫。民国元年（1912年）4月至12月，宋教仁曾在鬯春堂居住，并经常在畅观楼会客、开会。

民国5年（1916年）秋，在鬯春堂后面，建起了“宋教仁纪念塔”。塔形采用古希腊方尖碑的形式，塔身用艾叶青石，高约2米，并刻有“宋教仁纪念塔”六字。在“文革化大革命”开始后，纪念塔被毁，现仅两层高约20厘米的混凝土基座残存。2009年11月，一方描刻着金字的“宋教仁纪念塔遗址”碑石又修建于此。

宋教仁墓

民国13年（1924年）6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现名闸北公园），葬宋教仁于园内，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侧思状，下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

其他

1950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的政务院，为宋教仁的儿媳叶惠英亲笔签发烈属证明，确认宋教仁的革命烈士身份。

1987年4月5日至8日，为纪念宋教仁诞辰105周年，由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省历史学会和桃源县政协联合发起的宋教仁学术讨论会在湖南省桃源县召开。

宋教仁家乡的桃源人民为铭记和深切缅怀宋教仁先生的英雄事迹，弘扬宋教仁的爱国奉献精神，将宋教仁的故居原八字路乡粟山坡村改名为“渔父村”。

2001年，桃源县为纪念宋教仁将原八字路中学改名为“教仁中学”，后又将教仁中、小学合并为教仁学校。

2011年5月，桃源县将渔父、回龙、姚家冲三个村合并为“教仁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