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经历

鉴真，俗姓淳于，唐代佛学大师，生于唐垂拱四年（688年），卒于广德二年（763年）。原籍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幼时家境清贫，长安元年（701年）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明寺出家，师从智满禅师，当了沙弥。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他从道岸禅师受菩萨戒。景龙初年（708年）随师到洛阳、长安，屡从名师受教。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他已成为对佛学具有较深造诣的高僧。

开元元年（713年）鉴真成为了精通佛教律宗学说的有名的和尚回到扬州，任扬州大明寺主持。并以这里为中心，开始了他此后三十年在淮南地区广泛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55岁时，鉴真住扬州大明寺，为众讲律。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遣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来我国留学。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鉴真去日传戒，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

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和他的弟子祥彦、道兴等开始东渡。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时突发眼疾，62岁的鉴真大师双目失明，他的大弟子祥彦圆寂，邀请他的日本僧人也病故了，但他东渡宏愿始终不移。

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年（753年）十一月十五日，他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现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实现了东渡宏愿。此后鉴真在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一世佛缘

初入佛门

唐代扬州佛教盛行，云集着中外僧人，佛寺多达三四十所。

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他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大明寺参禅拜佛，并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在家庭的影响下，幼年的鉴真也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他“总丱俊明，器度宏博”。

十四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征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他在大云寺出了家。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纲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僧人。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二十二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弘景，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

文纲、道岸、弘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已很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律宗出现于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研究的是以南山律宗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文纲、道岸、弘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

佛门领袖

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713年），二十六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鉴真四十五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四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

六次东渡

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最高的是受三净聚戒（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而且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

大化改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732年），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十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年）十月，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今朝鲜）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回国途中，他们来到鉴真所在的扬州大明寺，想听鉴真的意见。他们向鉴真讲了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续及缺少合适授戒名僧的情况，请求鉴真帮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鉴真见他们“辞旨恳至”，也就动心了。他想起关于中国南岳慧思禅师转生为日本王子的传说，以及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亲赠袈裟给中国僧人的故事。自己虽已五十四岁，但为了弘扬佛法，不惜生命危险，也要前往。鉴真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问他们询问：“谁愿意同行？”大家都沉默不语。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祥彦的话并不夸张，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义向、圆载先后在遣唐和归途中为风涛吞没。没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是不敢扬帆启航的。人为的困难也不少，唐朝对私自出国限制很严，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决心感动了弟子，当即有祥彦、思托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同行。

由于鉴真一行没有出国证明——过所，他们便假称到天台上国清寺参加供奉活动，而秘密准备去日本的物资。又通过道航的关系，得到当朝宰相李林甫哥哥李林宗的介绍信，便在扬州打造海船。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出发之际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僧如海品行不端，不适合去日本弘化佛法，而建议他留下。如海不满，跑到采访厅诬告道航勾联海盗准备造反，采访使班景派人去各寺搜查，逮捕荣睿、普照等。后经道航解释并出示李林宗介绍信得以无罪，但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了鉴真等从海上去国清寺的要求，同时没收了海船。第一次东渡失败了。不久，鉴真个人出钱八十贯买下一条退役的军船，雇用十八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等各种技艺人才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不料即遇大风，第二次东渡又失败。

第三次东渡至舟山群岛附近，再遇大风，船触礁后鉴真一行在荒岛上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决定在朝廷不甚注意的福州出发，然而当地僧众出于担心鉴真东渡发生危险的好心，对鉴真看护甚严，并将其行踪报告官府。鉴真在从阿育王寺前往福州的途中被官府追回送至扬州。

前四次的失败，并没有改变鉴真的初衷。他在扬州继续准备东渡物资。天宝七载（748）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僧众、水手等三十人在扬州出发。出长江后遇大风，船在风浪中完全失去了控制，随风浪漂泊，淡水早已用完，人们严重晕船，食物难咽，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十一月间，失去驾驭的船在海上一连漂了十四天，终于靠了岸。上岸后才知道，他们到了海南岛的振州，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他们留居一年有余。鉴真在那里修寺造佛，登坛授戒。后决定重返扬州，他们从振州出发，经广西、广东的返途中，行至端州（今广东高要）时，荣睿积劳病重，去世。行至韶州（今曲江）时，普照离鉴真北去。荣睿的死，普照的离去，第五次东渡的失败，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他感受暑热，眼睛渐渐模糊起来，虽经医治未见好转。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祥彦又因病去世。祥彦是鉴真最得力的优秀弟子，他最先表态支持东渡，一直追随其左右。如今祥彦的死使六十三岁的鉴真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相反，东渡的决心更坚定了。

天宝十载（751年）春，鉴真回到扬州，又着手筹备第六次东渡。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团，从长安返回日本途中经扬州，到延光寺拜访鉴真。藤原清河将邀请鉴真和唐玄宗拒绝鉴真出国一事告诉了鉴真，并希望他自己决定。鉴真当即表示愿意同行，经商量后决定在十月十九日出发。

日本使团的来访，引起了扬州僧俗的注意，出于对鉴真安全的考虑，扬州僧众对他看护很严，鉴真无法脱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东渡计划再次受到了考验。正在这时，鉴真弟子仁婺从婺州（浙江金华）来到扬州，听说师傅东渡受阻，十分同情，便决定用自己来时乘坐的船接鉴真离开扬州，到黄泗浦（今张家港西北长江之滨）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与藤原清河等会合后，又发生了麻烦。广陵郡的地方官已听到鉴真准备渡海去日本的传闻，因此决定检查日本遣唐使船，机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吕秘密将鉴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过众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离去的普照也闻讯从阿育王寺赶来。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四艘，第一号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号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吕，第三号船是副使吉备真备，第四号船是判官布势入主。

唐朝僧人除鉴真外，还有法进、义静、昙静、思托、法载、法成等十四人及女尼智首等三人。十一月十六日，四船出发，一路顺风。二十一日第一号、第二号两船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冲绳），北行至多祢岛（种子岛）西南，遇第三号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风，第一号船在航行中遇难。鉴真所乘的第二号船终于在二十日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天平胜宝五年，即753年初），经四十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现日本福冈）。鉴真一行前后历时十二年，六次启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几经绝境。先后有三十六人死于船祸和伤病，二百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弘法日本

鉴真来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震动。天宝十三载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吕的报告，知道鉴真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至难波国师乡（今属大阪府）时，受到了先期到达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师行基弟子法义的热情款待。后住在藤原鱼名的官厅，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来迎接慰问，催促鉴真入京。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

根据圣武和孝谦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这引起了日本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璟等人，激烈反对。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在辩论中，鉴真做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结果贤璟等人皆被折服，舍弃旧戒。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吴中先贤谱》苏文编绘

然而，758年，作为鉴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淳仁天皇。相应的，鉴真也遭受到排挤。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淳仁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759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僧众搬进居住。从此，鉴真就在寺中讲律授戒。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鉴真奋斗一生的历史记录下来，思托撰成了《鉴真和尚东征传》。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为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七十六岁。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葬在寺后面的松林中。

764年，孝谦天皇镇压了惠美押胜之乱，重新登基。鉴真的弟子思托、法进等人相继成为“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扩建，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国宝。鉴真所开创的四戒坛，也成为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之前的日本佛教僧侣正式受戒的场所。鉴真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历史评价

鉴真不仅为日本带去了佛经，还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流传。在佛教、医药、书法等方面，鉴真对于日本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鉴真是我国第一位到日本开创佛教律宗的大师。当时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和其它高级官员都接受了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法，皈依佛门弟子，唐乾元二年（759年，即日本天平宝字三年，鉴真在奈良效区创建招提寺，并著有《戒律三部经》刻印流传，是日本印板之开端。

鉴真通晓医学，精通本草，他把我国中药鉴别、炮制、配方、收藏、应用等技术带到了日本，并传授医学，热忱为患者治病，至德元年（756，日本天平胜宝八年），鉴真及弟子法荣治愈圣武天皇病，当时鉴真虽已双目失明，但他以口尝、鼻嗅、手摸来鉴别药物真伪，辨之无误，因此他在日本医药界享有崇高的地威望，人称为汉方医药始祖，日本之神农。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

鉴真于唐广德二年（764即日本天平宝字七年）五月六日圆寂。葬于日本下野药师寺，立塔立方形，正面题鉴真大和尚五字。《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又作《鉴真秘方》，其书久佚，佚文可以《医心方》中考见。

大事年表

1岁 688年 唐则天后垂拱四年

诞生于扬州江阳县，俗姓淳于。父为居士。

3岁 690年 唐则天后载初元年 武周天授元年

武则天令两京及各州建大云寺，各藏《大云经》

6岁 694年 武周延载元年

随父去大云寺进香拜佛，鉴真见佛像大为感动，渐有出家心愿。

14岁 701年 武周长安元年

随父前往扬州大明寺出家，从智满禅师为沙弥。

18岁 705年 唐神龙元年

中宗李显复位。

中宗皇帝征召进长安作宫廷授戒师的高僧道岸，前来江淮讲学。鉴真从道岸受菩萨戒。

主持修缮龙兴寺、开元寺。

20岁 707年 唐景龙元年

游学洛阳，观摩龙门石窟卢舍那大石像。游白马寺。

游学长安。道岸主持建造小雁塔。鉴真得以协助和学习。住大荐福寺。

21岁 708年 唐景龙二年

在长安实际寺，从奉诏入宫廷讲律的荆州玉泉寺高僧弘景律师受具足戒。

向弘景学习“五明医学药典”。入宫廷“太医署”求教。

先后随著名高僧章安大师、融济律师、义威律师、远智律师、金修律师、慧策律师、大亮律师等学天台教义和《南山律钞》、《轻重仪》、《法励疏》、《四分律疏》。

22岁 709年 唐景龙三年

弘景告老回山，中宗亲自赐诗送行。鉴真送别恩师。

洛阳发生瘟疫，前往布道行医。

25岁 712年 唐先天元年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玄宗提倡道教，佛教受到抑制。

26岁 713年 唐开元元年

在扬州龙兴寺、大明寺等寺院讲律授戒。讲《法励疏》、《四分律疏》、《羯摩疏》等。

27岁 714年 唐开元二年

玄宗禁止新建佛寺，并敕令官家不得与僧尼道士往来，禁止民间铸佛像及写经。

30岁 717年 唐开元五年

鉴真受戒师道岸圆寂。其弟子义威继道岸为全国宗奉授戒师。

31岁 718年 唐开元六年

讲《行事钞》、《轻重仪》。

35岁 722年 唐开元十年

其间及后数年，鉴真在扬州进行讲律授戒、立寺造像、设悲田院、写经、度人、救济贫病等活动，遂成江淮“道俗归心”的宗教首领。

46岁 733年 唐开元二十一年

至此，鉴真已讲《法励疏》及《四分律疏》40遍，《律钞》10遍，《羯摩疏》10遍；建造寺塔80余所，造佛像、菩萨像无数，写佛教藏经3部11000卷，缝袈裟3000领；亲度僧尼4万余人。其优秀弟子有扬州崇福寺祥彦，白塔寺法进，既济寺明烈，兴云寺惠琮，润州天响寺道金，栖霞寺希瑜、乾印，三昧寺法藏，西安安国寺睿光、明债，汴州相国寺神邕，江州东林寺志恩，洛州福先寺灵佑，越州道树寺璇真，天台山国清寺法云等35人，皆精研精学，讲授一方。鉴真已成名满天下的大德高僧。

四月，日本大使多治比广成、副使中臣名代率第9次遣唐使团前往中国。荣睿、普照等学问僧随行。日本朝廷委托荣睿、普照二人聘请唐国律学高僧。八月，日本使团到达苏州。唐朝廷派通事舍人到苏州迎接。

47岁 734年 唐开元二十二年

春，荣睿、普照等途经扬州、汴州入东都洛阳，住大福先寺，从名僧定宾学习律宗。

49岁 736年 唐开元二十四年

日本遣唐副使中臣名代等回国。荣睿、普照等聘请洛阳僧道璇、婆罗门僧正菩提等赴日。

50岁 737年 唐开元二十五年

十月，荣睿、普照、玄朗、玄法随唐玄宗至长安，分别住大安国寺、崇福寺、荷恩寺。

鉴真在江淮各地讲律授戒。

54岁 741年 唐开元二十九年

日本朝廷下诏诸国建国分寺、国分尼寺。

荣睿、普照等于是年冬由鉴真高足长安寺僧道航、高丽僧如海等陪同，经洛阳、汴州前往扬州聘请鉴真。

55岁 742年 唐天宝元年

住持大明寺，讲律授戒。

荣睿、普照等前往大明寺邀请鉴真东渡。鉴真应允，弟子祥彦、思托、道航、如海等21人愿随同前往，遂作东渡准备。

56岁 743年 唐天宝二年

造船东河口，备粮和物资于既济寺和大明寺，准备东渡。

四月，高丽僧如海向官府诬告，东渡受阻，未能成行。

冬月，购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军船一条，与弟子、水手、玉作人、画师、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85人，于十二月扬帆东行，至狼沟浦遇大风破舟，修好船后驶至大屿山等待顺风。

57岁 744年 唐天宝三年

船由大屿山进发，复遇大浪舟破沉海，人困荒岛，数日后官船救至明州，往鄮山阿育王寺。应越州、杭州、湖州、宣州诸寺之请，巡回讲律授戒。

越州僧告荣睿诱鉴真东渡，荣睿被官府捉拿，押往京师，在杭州获营救，复回阿育王寺。法进等人前往福州采办东渡船只和物资。

鉴真率弟子出明州，至台州宁海县，到白泉寺。又入唐兴县国清寺，学习和临摹佛殿、塑像建造艺术。出始丰县入临海县，经黄岩县，取路永嘉，住禅林寺。

弟子灵佑蛊惑扬州诸寺三纲向官府请愿，请求阻止鉴真东渡。鉴真一行被官府追回扬州，住崇福寺。

荣睿、普照告别鉴真离开扬州，往同安郡。

58岁 745年 唐天宝四年

为杭州灵隐寺僧辨秀授戒。

60岁 747年 唐天宝六年

住崇福寺、龙兴寺，为众讲律授戒，救济贫病。继续筹划东渡。官府继续监视。

61岁 748年 唐天宝七年

三月，荣睿、普照来扬州，与鉴真商讨再次东渡。造船、备粮、买香料、药物等物资，带弟子、道俗、水手等35人，于六月二十七日自扬州新河出发，至狼山界遇大风。七月至越州，八月至曙峰山。

十月十六日，海上见到蜃气。

十月下旬，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又遇海盗和食人土著。

十一月，遇风浪漂至振州，别驾冯崇债迎入州城宅内，设斋供养。东渡再次失败。住大云寺。主持修建大云寺，所带佛具、佛像、经典及各种物资捐给大云寺。

62岁 749年 唐天宝八年

冯崇债亲率800兵丁护送至万安州。万安州头人冯若芳迎至家中供养三天，后护送至崖州，住开元寺。

开元寺遭火焚毁。鉴真应请主持造殿、修塔，造释迦丈六佛像。

过琼州海峡至雷州，经罗州、辩州、象州、白州、容州、藤州、梧州至桂州。安始郡都督出城迎接，顶足膜拜，安置开元寺，一如既往应请讲律授戒，时达一年。

63岁 750年 唐天宝九年

冬，应广州都督卢奂邀请，离桂州去广州。行至端州，日僧荣睿病故。端州太守护送至广州，住大云寺。巡游开元寺，见到外国60名工匠费时30年雕成的华严经九会图。

参观三座婆罗门寺，见到许多婆罗门国、波斯国、昆仑国、狮子国、大食国、骨唐国和白蛮、赤蛮等外国僧人。

64岁 751年 唐天宝十年

初夏，离开广州，至韶州，住禅居寺、法泉寺、开元寺，应请讲律授戒。

普照告别鉴真，去明州阿育王寺。

途中，鉴真眼疾加重，胡人医治无效，双目失明。弟子祥彦病死于舟中。

经洪州至浔阳，访问庐山东林寺、浔阳龙泉寺。沿江下江宁，入瓦官寺，弟子灵佑迎至栖霞寺住三日。随过江至扬州既济寺，受僧众数千人欢迎，后入城，住龙兴寺。

是年，日本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率第10次遣唐使团出发。

65岁 752年 唐天宝十一年

巡回于龙兴寺、崇福寺、大明寺、延光寺讲律授戒。

66岁 753年 唐天宝十二年 日天平胜宝五年

春，日遣唐使准备回国。行前，藤原清河大使向唐玄宗禀奏，聘请鉴真和其他5位僧人赴日本讲律授戒。玄宗提出增派道士，藤原清河便收回聘请鉴真等人的请求。

唐玄宗让在唐朝廷任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晁衡）以回访使身份，随遣唐使回日本。

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等归国，至扬州延光寺邀请鉴真作第六次东渡。

十月二十九日夜，鉴真从龙兴寺出发至江边，为等候在江边的24位沙弥授戒后，与法进、思托等38人上船，携带佛具、佛像、经疏、药品等物资，至黄泗浦与遣唐使船会齐。

十一月十三日，普照从越州赶到黄泗浦。

十一月十五日，乘坐遣唐使船赴日。十一月十六日从黄泗浦出航。

十二月二十日，到达日本萨摩秋妻屋浦。二十六日至太宰府。历时十二年，鉴真终于实现了宏愿。

67岁 754年 唐开元十三年 日天平胜宝六年

正月十二日，副使大伴古麻吕将鉴真一行至太宰府禀奏朝廷。

二月初一，至难波。二月初三，入河内国。二月初四，向奈良进发。

下安宿王以敕使身份出城迎接。后安置东大寺。

二月初五，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官员百余人，至东大寺拜访鉴真。

三月，天皇下圣旨：“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

鉴真向宫廷进献从唐国带去的佛舍利、琉璃瓶等艺术品及二王字贴等物。

四月初，为圣武太上皇、皇太后、孝谦女皇、皇太子、大臣授菩萨戒。又为440多位沙弥授戒。天皇敕授鉴真等传灯大法师位。

68岁 755年 唐天宝十四年 日天平胜宝七年

六月，遭飓风漂至越南国的藤原清河大使、阿倍仲麻吕辗转回到长安，留唐朝做官。

九月，东大寺戒坛院落成，由鉴真授戒。唐禅院建成，鉴真居之。校正经疏错讹。辨别药物真伪。

69岁 756年 唐至德元年 日天平胜宝八年

鉴真为代表的新教团与贤璟为代表的旧教团，于兴福寺讲堂开辩论会。鉴真一方获胜，贤璟等表示决心放弃旧式，接受新戒。贤璟等请鉴真三师七证正规授戒。

五月二十四日，朝廷敕鉴真为大僧都。法进等人为律师。

圣武太上皇病重，鉴真被请去会诊。此前，鉴真为光明皇太后治过病。

将故一品新田部亲王旧宅园赠给鉴真立伽蓝，筹建唐招提寺。

六月，朝廷将用以供奉去世的圣武太上皇的米、盐之类，永远转供鉴真和法荣二人。

70岁 757年 唐至德二年 日天平宝字元年

孝谦天皇敕施唐禅院水田一百町，用以供养十方求学僧徒。

朝廷授予鉴真“大和尚”称号。

71岁 758年 唐乾元元年 日天平宝字二年

八月初一，孝谦女皇让位于皇太子，为淳仁天皇，孝谦为上皇。朝廷下诏书，宣布停去鉴真僧纲之任，尊为大和尚，恭敬供奉，专事讲经传律。

72岁 759年 唐乾元二年 日天平宝字三年

八月，唐招提寺落成。并造佛像多尊。淳仁天皇颁赐敕额“唐招提寺”。

74岁 761年 唐上元二年 日天平宝字五年

奏请建戒坛于下野药师寺，并建筑紫观音寺，为东西两戒坛。

75岁 762年 唐宝应元年 日天平宝字六年

唐玄宗去世。

六月，孝谦上皇下诏复亲决大政。

76岁 763年 唐广德元年 日天平宝字七年

春，思托等为鉴真造干漆夹纻造像。

五月初六日于唐招提寺住处结跏趺坐，面孔朝西而逝。

次年八月，朝廷特派遣使臣到扬州各寺报丧。扬州僧众穿丧服于龙兴寺朝东举哀三日。

思托开始着手写《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

历史贡献

佛教方面

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传律授戒。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鉴真所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日本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由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所以鉴真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鉴真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至今，尚有余辉。鉴真到达时，受到日本朝野热烈欢迎。此后，他定居日本奈良。鉴真除讲授佛经，还详细介绍中国的医药、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绘画等技术知识，对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医学方面

鉴真熟识医方明，当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按照日本汉方野崎药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说法，以下36种药草都是鉴真带往日本推动使用的：

麻黄、细辛、芍药、附子、远志、黄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紫苏、丹参、黄芩、桔梗、旋覆花、苍术、知母、半夏、芜花、栀子、五味子、黄柏、杏仁、厚朴、和厚朴、肉桂、杜仲、唐木瓜、大枣、蜀椒、花椒、吴茱萸。

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书法方面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这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

建筑方面

鉴真的东渡弟子及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筑技术的。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评论说：“金堂乃为如今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由于鉴真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因而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1597年日本地震的考验，在周围其他建筑尽被毁坏的情况下，独金堂完好无损，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金堂成为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有价值的珍贵实物之一。

日本的唐招提寺（toshodai temple）是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的，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

唐招提寺位于奈良市，是一组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已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唐代高僧鉴真（公元688年—763年）第6次东渡日本后，于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开始建造，大约于公元770年竣工。

寺院大门上红色横额“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寺内，松林苍翠，庭院幽静，殿宇重重，有天平时代的讲堂、戒坛，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89年）后期的金堂，镰仓时代（公元1185年—1333年）的鼓楼、礼堂及天平以后的佛像、法器和经卷。

寺院的主殿──金堂，正面7间、侧面4间，坐落在约1米高的石台基上，为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金堂内供奉着金色的主佛卢舍那佛像，高3.7米，为奈良时代特有的脱乾漆造，其两侧高5.36米的千手观音佛立像和高2.03米的药师如来佛立像，都是木心乾漆造。3尊大佛像前还有梵天、帝释天两尊小像和4尊天王的木雕像，堂内还有平安初期大日如来的木雕佛像，其中金堂、卢舍那佛像、千手观音佛像、药师如来佛像都是日本的国宝。

金堂后面，面宽9间、单檐歇山顶的讲堂，也是日本手国宝。它原是建于8世纪初的平城宫中的朝堂，在建寺时由皇家施舍，后迁入寺内，为平城宫留下的惟一建筑物。讲堂内有一尊涂漆加色的弥勒如来佛像，佛像两侧有两个外形似轿的小亭，是当年鉴真师徒讲经之地。讲堂庭院里的藏经室，收藏有1200多年前鉴真从中国带去的经卷。

建于公元1688年的御影堂内，供奉着鉴真乾漆夹造的坐像，高2尺7寸，面向西方，双手拱合，结跏跌坐，团目含笑，两唇紧敛，表现鉴真于公元763年圆寂时的姿态，已被定为日本国宝，每年只开放3天供人瞻仰。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为御影堂绘制的68幅屏障壁画，有《云影》、《涛声》、《黄山晓云》、《扬州薰风》、《桂林月宵》和《瑞光》等。

御影堂前东面有鉴真墓，院中植有来自中国的松树、桂花、牡丹、芍药、“孙文莲”、“唐招提寺莲”、“唐招提寺青莲”、“舞妃莲”、“日中友谊莲”和扬州的琼花等名花异卉。

在经堂和讲堂之间，东边是鼓楼，西边为钟楼。鼓楼是楼阁式建筑，上下两层都有平台环绕。鼓楼往东是礼堂。寺内还有地藏堂，三晓庵、本愿殿等建筑。

雕塑方面

鉴真及其弟子在雕塑艺术上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鉴真随船带有佛像，在日本又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著名的是唐招提寺金堂内的卢舍那大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像等。这种夹纻法我国早在东晋时已经出现，到唐朝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武则天时用夹纻法塑造的大佛高达九百尺。鉴真及弟子将这种雕塑艺术在日本推广并发扬光大。鉴真晚年，弟子忍基等用于漆夹纻法制作了一尊高八十点零四厘米的坐像，表示对这位中国高僧的纪念。鉴真结跏趺坐，双目紧闭，神志安详，栩栩如生。它不仅再现了鉴真的真实形象，而且着意刻画了精神气质，温和中流露出刚毅，安详中凝聚着严肃，微笑中体现出沉思。这尊塑像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内。

后世纪念

鉴真在中、日两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其圆寂的消息传回扬州的时候，扬州僧众全体服丧三日，并在龙兴寺行大法会，悼念鉴真。在日本，鉴真也享有国宝级人物的待遇。1963年是鉴真去世一千二百年，中国和日本佛教界都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日本佛教界还将该年定为“鉴真大师显彰年”。1980年，在邓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顺奉鉴真漆像“回乡探亲”，扬州大明寺因此得以重修，成为中日邦交史上一件大事。

东渡之谜

唐代高僧鉴真十年东渡，赴日传法，建唐招提寺，以“一衣带水”比喻中日两国，堪称促进文化交流的巨匠。鉴真的生平介绍并不难找到，但是，其中对于鉴真东渡以后在日本的情况，记载并不很多。而中日文献中，即便是鉴真的东渡，也颇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鉴真。在这位高僧的生涯中，似乎有五个话题，可以视作“谜”来解一解。

谜之一：鉴真到底东渡了几次？

鉴真东渡，历时十年。第一次东渡，日方纪念鉴真的文献《挑战与挫折的十一年——六次渡日大作战》中记载是天平15年（743年），鉴真借拜访天台山之机前往日本（当时唐玄宗爱惜鉴真才德，没有批准他东渡的要求）。鉴真的弟子向港口的官员报告前来邀请鉴真的日本和尚实为海盗，于是在官府干预下，东渡胎死腹中；第二次东渡则是743年年末，购买了军用船，鉴真一行包括工匠等85人从扬州出海，在狼沟浦遭遇巨浪，危急中鉴真镇定自若，高诵经文——这对于海潮未必有什么作用，但确实安定了众人的情绪，终于将船驶回；第三次东渡在744年，当地倾慕鉴真的士绅不愿他冒险出发，再次举报日本和尚荣睿和普照是海贼，于是俩日本和尚又被捕，经过鉴真搭救，才以“病死”为名，脱身逃走；第四次东渡在744年，由于长江一线出海控制较严，鉴真前往福州出航，这一次他的弟子再次向官府报告师父的计划，鉴真被官府送还扬州，日本和尚逃亡；看到弟子和崇拜者因为爱自己而阻挠东渡，鉴真花了几年时间做通他们的工作，于748年第五次东渡，这次很不幸，遇到飓风，船被吹到了海南岛，历时一年才返回扬州，负责邀请的日本僧人荣睿病死，鉴真也因病双目失明；753年，65岁的鉴真第六次东渡，乘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返回的船只，终于到达日本。

中方文献内容大同小异，但有鉴真七次东渡的说法。其中多出的一次东渡，是在743年年末，有人认为当时鉴真于12月乘船东下，在狼沟浦遇险后，返回下屿山，第二年曾经再次出发，结果在桑石山海面再次遇到暴风，只得退回。因此应算作两次东渡。

究竟鉴真的东渡应该算六次还是七次呢？在日本，我采访了日本教育学者滨崎昭先生。对此，滨崎先生的解释是双方在史实的认定上并无歧义，采用不同数字是文化背景造成的。日本，七的发音为“XIQI”，与“死”的发音接近，不太吉利，而六则是吉利数字，因此说鉴真“六次东渡”。中国的“七”并无这样的发音避讳，而佛教有“七级浮屠”的说法，所以使用了“七次东渡”，也是吉利的意思。

谜之二：日本为何执意邀请鉴真东渡？

鉴真东渡前，已经有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睿禅师等唐朝僧侣受邀东渡，日本为何还要执意邀请鉴真呢？而且，到达日本后，鉴真的地位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东渡僧侣，无论其来自中国、印度还是百济，他为何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呢？

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从唐朝邀请高僧东渡传法，主要是为解决日本僧侣戒律不严的问题。日本民间普遍采取自誓自愿的方式出家，对于戒律的理解也五花八门。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宣布自己是和尚，而且没有什么戒律约束，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和尚当得也太自在了。日本当时官民都对佛教很推崇，但对这样随意的僧侣又觉得不能信任，于是，就产生了严格戒律，用受戒的方式规范僧侣的要求。

大多数僧人都要经历受戒的仪式，不过，由于派别不同，受戒的内容也很不相同。一般僧人常受的有五戒、八戒、十戒等，而最为严格的大乘佛教徒，要受二百五十戒，称为“具足戒”，也只有自己受过戒的僧人，才可以为其他僧人受戒。这种严格的戒律日本当时无人了解，所以决心到中国聘请高僧。鉴真与其他赴日僧侣不同，他是一名真正受过“具足戒”的僧人，而且在赴日之前，已经为四万名僧侣受戒，正是日本方面寻找的理想对象。

如今的日本佛教流派中，大多数都不排斥吃肉娶妻。而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中的律宗寺僧，依然是日本除临济宗总坛以外仅有的严守戒律的僧侣。这也算是鉴真给日本佛教界留下的一大遗产吧。

谜之三：鉴真是怎样东渡成功的？

鉴真在748年东渡失败后，因为年老体弱，虽然积极筹备再次东渡，却有五年时间无法成行。这时，日本僧人普照带来了好消息——日本向唐朝派来了第十次遣唐使船队。

这使鉴真萌生了随其一同前往日本的想法。但是，唐朝政府继续坚持不同意鉴真东渡的决定，日本遣唐使正使藤原清河不敢带鉴真一行去日本，以至与其部下发生争吵。最后，副使大伴宿弥仲马吕安排作了折中处理——鉴真不乘较大的藤原座舰，而与大伴宿弥仲马吕乘副使坐的船，这样万一被唐朝发现，也可推脱藤原不知情。

出航顺利，但是东渡途中，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由于当时航海水平的限制，遣唐使能够平安航行往返中日之间的，也不过50%。这一次藤原的船队也碰上了风暴，结果鉴真乘坐的副使座舰，得以闯出风暴，以半漂流的状态到达日本，较大的藤原座舰，却被风吹到了南方的越南中部，结果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论打仗当时日本人是不行的，大半船员丧生，藤原仅以身免，返回长安。和他同难的还有一个人很有名，就是李白、王维诗中提到过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

谜之四：鉴真东渡有没有犹豫？

从日本流传的鉴真弟子所著文献看，鉴真对于东渡，有过两次犹豫。

第一次犹豫，是在748年船只被暴风刮到了海南岛导致东渡失败以后。不过，鉴真当时的犹豫并不是后悔东渡，而是因为这次漂流使他产生了新的想法——海南岛已经是中国当时的最南端，根据当时的地理知识，鉴真明白这里大约是中国从海上去印度最近的地方了。所以，他怀疑是不是佛在指点他前往天竺佛国深修佛法。如此，自己不该向东，而应该向西！

但是，因为长期师奉鉴真的日本僧人荣睿，在这次东渡失败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临终还请求鉴真务必东渡。鉴真感其至诚，遂不再思考天竺之行。

第二次犹豫，是到达日本后，鉴真发现理想和现实存在着相当的差距。的确，他受到日本皇室乃至平民的极大欢迎。两位天皇和一位皇后经他受戒，并任命鉴真为“大僧纲”，总领日本佛教界，日本政府竭力推崇鉴真的精严戒律思想。然而，鉴真满意之余却看出了这背后的端倪。

原来，当时佛教正日益为日本官民各阶层所接受，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同时，又有大批劳动力或真或假地出家为僧——僧人是不用承担田赋和徭役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鉴真带来严格的戒律，提高成为僧人的门槛，从而达到减少僧侣数量，避免劳动力流失的目的。这和鉴真希望在日本弘扬佛法无疑是南辕北辙。

看到自己被利用的鉴真，曾经表达出一定的消极想法，有日本文献称他甚至一度有归国之念，只是，以七旬老病之身，又怎能回得去呢？

然而，这位高僧很快就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坚韧不拔精神。他放弃了个人的地位，离开佛教的中心东大寺，不再担任大僧纲，只接受了“大和上”的尊号，与日本佛教界达成接受自誓自戒的协议，自建唐招提寺，通过普及知识，建立贫田院周济平民等方式扩大佛教影响，并创立了日本佛教南六宗之一的律宗，继续自己弘扬佛法的事业。唐招提寺很快因此成为日本佛教圣地。

谜之五：鉴真最后的时光是怎样的？

鉴真到达日本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而且已双目失明。由于不能见物，鉴真通过耳听的方式帮助日本僧人校正了大批佛经，又用舌尝的方式为日本修正了药典。

但是，《奈良新闻》2004年10月29日有一则新的报道，认为鉴真到日本后，双目可能还存在微弱的视力。其依据是757年，鉴真为借经卷曾经向当时的奈良东大寺出具了一张借条，这就是现存正仓院的《鉴真奉请经卷状》。经过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西山厚研究员检证，认为此文与中国所存鉴真相关文献出自同一人手笔，所以，日本研究人员认为，鉴真在东渡时，可能还保有微弱的视力，能够自己书写重要文件，但不能很好地阅读了。

不过，随后就有人提出，由于文献记载鉴真并不是最后一次东渡才失明的，而是此前五年就已经失明。所以在中国保留的所谓相关文献，也未必是鉴真的亲笔，很可能是鉴真失明后由其弟子代写的。

此外，日本的文献记载，鉴真在日期间从未有过哭泣的记载，总是以最和善的微笑面对信徒。

日本天平宝字7年（763年）5月6日，鉴真坐化于唐招提寺，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当时鉴真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犹在，时人呼为真菩萨。

佛法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大约是鉴真大师最好的写照。

鉴真像

东大寺鉴真像首次回国2010年9月28日，上海博物馆与日本文化厅联合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两大特展28日在此间掀起“盖头”。

日本国宝级文物——奈良东大寺木质鉴真和尚坐像，几百年来第一次回国“省亲”；一大批国内博物馆收藏甚少的唐宋画家画迹，此番也首次亮相，与故宫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和上博的馆藏书画一起，勾勒出唐宋元绘画史多姿多彩的风格面貌。

在仿造日本奈良寺庙风格构建的展厅内，鉴真和尚双目紧闭，仪态端庄，面目安详；他的面容使用了木头原有的色泽，身着暗灰袈裟，整体刻画细腻。

鉴真和尚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先后经历5次渡海失败、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重重阻碍，于公元753年东渡日本，掀开了日本佛教史中崭新的一页，他的事迹在日本无人不晓。

招提寺鉴真像回国

早在30年前，1980年4月，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干漆像也曾回到故乡。在当时，有超过30万的扬州人争睹鉴真像。

运输：哪怕飞机失事，干漆像都不能受损

当年在扬州市宣传部门工作的许凤仪亲身经历了鉴真干漆像回家的全过程。据他回忆，当初鉴真干漆像回家意义重大，成了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一件盛事。

在日本，陈列于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干漆像是日本“国宝”，一年之内，开放的时间只有3天。能够来到中国，堪称不易。当时在日本进行包装时，就非常讲究，安全程度极高。要达到哪怕飞机失事，干漆像都不能受损的程度。

许凤仪回忆说，运至上海后，陆路交通也非常谨慎。因为当初的交通还不发达，所以放置在一般的车辆上，可能会因为颠簸对鉴真干漆像造成损伤。所以，特地制造了一辆“运像车”，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震动。在正式运像之前，还专门从上海到扬州走了一趟，进行具体的测量。到了正式运输时，车辆速度非常缓慢，从上海到扬州的路途，走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沿途的苏州、无锡、镇江的市领导，都亲自在路边守候。

展览：30多万扬州人争睹鉴真干漆像

运像车到了镇江之后，渡口专门安排了一艘渡轮来迎接，船只也运行得非常平稳。到了瓜洲，真是万人空巷。“从扬州市区到瓜洲，路边密密麻麻全都站满了人，好像整座扬州城的人都出来迎接了。”许凤仪回忆。

当时，鉴真干漆像被安放在大明寺鉴真纪念堂内，接受民众们的瞻仰。鉴真干漆像放在专门的柜子中，日本也要求展览期间不能断电，用以保持着恒温恒湿的状态。

前来瞻仰鉴真干漆像的扬州市民可谓是络绎不绝，每天都从大明寺门前一直排到山脚下。当时，瞻仰鉴真干漆像的门票真是一票难求，很多扬州市民都四处托人，想要得到一张门票。有一位仪征的老人，对子女说，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张瞻仰鉴真干漆像的门票，此生也无憾了。到了最后一天，因为人数实在太多，警察不得已采取了非常规的措施，才保证了瞻仰队伍的秩序。据粗略地统计，共有30多万扬州人瞻仰了鉴真干漆像。

日本将保留数字化鉴真坐像

将鉴真的容貌流传后世，日本奈良市的唐招提寺和凸版印刷公司2012年5月31日宣布，对寺内的国宝鉴真坐像进行了3D数字化测量，以便详尽地记录了尺寸和色彩等细节。

中日友谊

鉴真自742年(天宝元年)接受荣睿、普照的邀请，发愿东渡日本，前后历时十二年，经过五次挫折，才告成功。为了完成这一大业，鉴真一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先后有三十六人献出了生命，荣睿、普照长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普照整整奋斗了二十年之久，荣睿还为此长眠在中国土地上。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史上感人肺腑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