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Toghon Temür,蒙古语意为“铁锅”,1320年5月25日—1370年5月23日),即元惠宗,元朝第十一位皇帝,大蒙古国第十五位大汗。也是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
至元六年,妥懽帖睦尔亲政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史称“至正新政”,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进攻大都,妥懽帖睦尔出逃,蒙古退出中原,元朝对全国的统治结束。
人物生平
少年时代
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十七日,妥懽帖睦尔出生于西北察合台汗国所属的金山(阿尔泰山)一带。他是元朝周王和世瓎(后来的元明宗)的长子,元世祖忽必烈的五世孙,其世系依次是真金(元裕宗)、答剌麻八剌(元顺宗)、海山(元武宗)、和世瓎(元明宗),而妥懽帖睦尔的出生与成长也是伴随着皇位之争的腥风血雨。至大四年(1311年),元武宗海山(妥懽帖睦尔的祖父)驾崩,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继位,是为元仁宗。按元武宗与元仁宗的约定,继承仁宗皇位的是武宗长子和世瓎,但仁宗即位后却反悔了,试图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后来的元英宗)为皇太子,而把和世瓎封为周王,命其出镇云南。延祐三年(1316年)十一月,和世瓎行至延安时,与武宗旧臣图谋恢复皇储地位,结果招来仁宗的追杀,和世瓎被迫奔往西北的金山(阿尔泰山),得到察合台汗国的庇护。在和世瓎避难金山期间,纳了一名回回女子、郡王阿儿厮兰的后裔罕禄鲁迈来迪,并与她生了妥懽帖睦尔。迈来迪生下妥懽帖睦尔后便去世了,后来被追尊为贞裕徽圣皇后。
妥懽帖睦尔出生那年正值元仁宗驾崩之年。此后至天历元年(1328年),元朝皇位更迭频繁、内乱不断,先后经历了元英宗、泰定帝、天顺帝三位皇帝,皇位又落入了武宗一系的手里,这就是在两都之战中取胜的和世瓎之弟图帖睦尔(元文宗,即妥懽帖睦尔的叔叔)。图帖睦尔宣称将皇位禅让于自己的哥哥和世瓎,和世瓎在天历二年(1329年)即位于漠北,是为元明宗,没来得及去大都便被图帖睦尔一伙毒死于王忽察都。图帖睦尔再次登基,是为元文宗,元明宗留下的孤儿寡母的地位岌岌可危。天历三年(1330年)四月,明宗皇后八不沙(妥懽帖睦尔的嫡母)被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杀害。至顺元年(1330年)七月,元文宗将妥懽帖睦尔流放到高丽大青岛加以监禁,不许与外界接触。第二年,有人向文宗密告辽阳与高丽要奉妥懽帖睦尔造反,文宗乃昭告天下,声称妥懽帖睦尔不是元明宗的亲生儿子,并在至顺二年(1331年)十二月派遣枢密院使尹受困、中丞厥干等从高丽接回了妥懽帖睦尔,转而流放他到广西静江(今桂林)。
妥懽帖睦尔在静江居住了一年左右,在这期间他寓居于大圆寺中,受该寺的秋江长老教导,学习了《论语》《孝经》,并每日练习写字两张。后来妥懽帖睦尔被召回大都时,还将他学习所用的书册文具藏入小皮匣中,随时翻看。妥懽帖睦尔性格亦活泼好动,常常掘地为穴,撒尿其中,然后活成泥,做成各种玩具。又喜欢养“八角禽”,有时鸟飞到池塘中的枯树枝上,妥懽帖睦尔竟顾不得脱靴,下水捕捉,秋江长老多次加以制止。他还经常做孩子王,带领二三十个小孩做纸旗杆,插在城上。秋江长老还注意培养妥懽帖睦尔的言行举止,教导他:“太子乃国家金枝玉叶,不比凡民,见大官人来,切不可妄发言,亦不可不自重。”于是每当有官吏来寺里巡查时,妥懽帖睦尔就正襟危坐,官吏一旦离开,就嬉戏如初,所以是“一时勉强,素非涵养有之”。妥懽帖睦尔即位后,为报答秋江长老的恩德,不仅大加赏赐,还将大圆寺改为万寿殿(现址为靖江王府)。
登基为帝
元文宗驱逐妥懽帖睦尔以后,便于至顺元年(1330年)十二月立自己的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可是一个月后太子就死了。这对信仰藏传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的的元文宗夫妇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还有儿子燕帖古思,但文宗在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驾崩时遗言:“当年在晃忽叉(王忽察都)弑杀明宗皇帝是我铸成的大错,后悔莫及。如今我有一子燕帖古思,虽然我爱他,但现在理应将皇位传给明宗的长子妥懽帖睦尔。这样我去世后也对明宗有个交代了。”
当时,把持朝政的权臣太平王燕帖木儿没有立年长的妥懽帖睦尔,而是立了就在大都的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妥懽帖睦尔异母弟)继位,是为元宁宗。不料当年十一月,元宁宗就驾崩了。燕帖木儿欲立燕帖古思继位,但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坚持立妥懽帖睦尔。于是派遣中书左丞阔里吉思前去静江接妥懽帖睦尔回京。到了良乡,燕帖木儿率人持卤簿来迎接他。燕帖木儿与妥懽帖睦尔并马徐行,说明了拥立他为皇帝的意思。妥懽帖睦尔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一时吓得不敢回答,所以燕帖木儿怀疑他,到大都后也没有立他为帝,再加上司天监的太史也说妥懽帖睦尔不可立,立则天下乱,所以元朝皇位空缺了半年之久。
元代藏文史料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当时的占卜者说: “如果和世瓎的长子妥懽帖睦尔在鸡年等待六个月然后再登上皇位,那么皇运将和薛禅汗(元世祖)一样久长。”对此说法,众位大臣们说: “这样将皇位空置,国家的责任由谁来担负?”这时燕帖木儿说:“你们对天神的预示再好好测算,如果真是如此,能使皇帝圣寿久长那就再好不过,皇位空悬时期国家重任由我来承担。”
在这半年间,卜答失里临朝称制,燕帖木儿的弄权也登峰造极。至顺四年(1333年)五月,燕帖木儿因纵欲过度而亡,卜答失里在内定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为妥懽帖睦尔继承人以后,决定正式奉妥懽帖睦尔为帝。
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初八日,妥懽帖睦尔即位于上都,是为元惠宗。元惠宗即位后改年号为“元统”,并封燕帖木儿之女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卜答失里为太皇太后、燕帖古思为皇太子。
扳倒权相
妥懽帖睦尔登基后,是一个“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的傀儡皇帝,继燕帖木儿而兴的权臣伯颜以右丞相的身份专擅朝政,但是燕帖木儿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大,其弟撒敦为左丞相、儿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女儿答纳失里还拥有皇后之尊。到元统三年(1335年)时,撒敦死去,唐其势升为左丞相,欲与伯颜争权,遂与撒敦弟答里密谋发动政变,杀伯颜,废顺帝,另立元文宗的义子塔剌海(燕帖木儿之子,唐其势之弟)。同年六月,伯颜粉碎唐其势的政变,消灭燕帖木儿余党,同时将答纳失里皇后逐出宫中,并将她杀害。同年十一月,元惠宗以“祖述世祖”为名改年号为“至元”。
当时,伯颜被封为秦王,一手遮天,“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他大肆排斥异己,甚至杀了自己的老主人郯王彻彻秃一家,并贬谪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他聚敛财富,穷奢极欲,甚至出入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宫中,与其私通,以致大都传诵“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着”的讽刺伯颜的歌谣。伯颜最被人诟病的是排汉的民族压迫政策,在他的主导下,蒙古、色目殴打汉人、南人不得还手,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之戒,严格控制汉人做官的限界,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在伯颜当权下的中书省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三人做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地方上甚至还没收汉人铁制农具及禁止汉人文化活动。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伯颜取消了科举考试,也是一大倒退。在面临汉人反抗时,伯颜甚至提出了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所幸元惠宗没有听从。
伯颜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原本就十分尖锐的元朝更加动荡不安,广西、山东、四川、江西、福建、河北、河南等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彭莹玉就是在至元四年(1338年)发动袁州起义,失败后广泛传播白莲教,埋下了十多年后全国性动乱的火种。而至元五年(1339年)在河南更发生一起“假传圣旨”的闹剧,河南吏员范孟自称有圣旨,杀了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以下一干官僚,不久后范孟被杀。此事可以看出当时元朝纲纪松弛到了何等程度。
伯颜专权所导致的乱象都被元惠宗看在眼里,他与伯颜的侄儿脱脱早已图谋除掉伯颜。而伯颜也蠢蠢欲动,与卜答失里合谋以燕帖古思取代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惠宗与脱脱利用伯颜出猎之机,发动政变,罢黜伯颜,先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再流放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至此伯颜时代落下帷幕,顺帝得以亲政。在政变中,顺帝坐镇玉德殿,主符檄,发号令,其间杨瑀等文臣在御榻前起草贬斥伯颜的诏书时,有“以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的语句,顺帝指示说:“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充分显示出他的果断与精明。同年六月,元惠宗为报杀父之仇,下诏毁太庙文宗室,废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并将她赐死,流放燕帖古思,还缴销了当年元文宗宣称他不是元明宗儿子的诏敕。元惠宗完成复仇之举后,“被服衮冕,祼于太室”,祭告父亲元明宗,并追上谥号。次年正月,元惠宗改元“至正”,任命脱脱为右丞相,宣布将“与天下更始”,准备大展宏图、中兴元朝。
锐意图治
进入至正时代,元惠宗“图治之意甚切”,脱脱为挽回元朝统治危机,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史称“脱脱更化”。脱脱恢复了科举制度,颁行《农桑辑要》,整饬吏治,征召隐逸,蠲免赋税,开放马禁,削减盐额,编修辽、宋、金三史,实行儒治,包括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活动。在元惠宗的励精图治与脱脱的勤勉能干之下,至正初年的元朝一度呈现回光返照的局面,在伯颜时代受压抑的汉族儒生也为之振奋,当时的欧阳玄写道:“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杏园花发当三月,桂苑香销又七年。豹隐山中文泽雾,鹏搏海上翼垂天。明时礼乐须奇俊,莫道儒生自圣颠。”
就在“更化”如火如荼的至正四年(1344年),脱脱以多病而欲隐退,再加上萨满说流年不利,所以连续十七次上表请辞,顺帝终于同意。此后五年间,元惠宗又任用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贺惟一(太平)等人为相,他们虽然不是奸臣,但能力都不如脱脱。在此期间,元惠宗继续推行了以廉政建设为中心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颁行《至正条格》、定荐举守令法、派遣二十四名官员巡视宣抚全国各地等。元惠宗亦未丧失图治之心,他十分重视地方守令的任用,必须亲自过目,考察其贤愚,并谆谆告诫那些陛辞的地方官说:“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渴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无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在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遣官奉使宣抚时,又命其“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可是当时奉使宣抚的官员除了苏天爵、王守诚等少数人较有政绩以外,其余反而加剧了官场的腐败与民间的疾苦,特别是江西、福建一带,更流传着“九重丹语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天”、“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等民谣。可见元朝的腐败已是无可救药了。
对元惠宗打击最大的要数当时罕见的天灾。自至正四年(1344年)以后,中国进入了灾害多发期,尤以腹里和河南行省最为严重。那时候,黄河决口、饥荒频仍、瘟疫爆发,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死亡,就连大都也受到影响,当时客居大都的高丽人李谷写道:“饥民云集京师,都城内外,呼号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元惠宗命官府加以赈济,并颁诏罪己,至正九年(1349年)又重新起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希冀挽回元朝的颓势。
天下大乱
此时由天灾引发的后遗症正困扰着元廷,首先是由河患引发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漕运、盐税锐减,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跌,国库渐虚;其次是河患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小规模农民起义频繁发生,特别是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兄弟啸聚海上,对元廷赖以生存的海道漕运构成威胁,元廷无法镇压,只得加以招抚;同时,吏治不仅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反而在灾荒时期变本加厉,史载“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总之,元朝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乱一触即发。脱脱第二次拜相后,试图力挽狂澜,但他采取变钞和起用贾鲁治河两大政策,却为元朝掘好了坟墓。时人讥讽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终于,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由刘福通等红巾军引爆元末农民起义,顺帝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六千蒙古精锐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但对阵时见红巾军声势浩大,急呼“阿卜!阿卜!”(跑),根本无力镇压。史载“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凡浙西、江东南、湖南北,以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元朝在许多地方的统治机构瘫痪,陷入土崩瓦解的绝境。
元惠宗也不再有至正之初的那种勤政朝气,开始宠幸佞臣康里人哈麻,但仍然过问政事。顺帝问责脱脱:“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脱脱面临元末农民起义的乱局,一方面加紧防汉措施,军机一概不让汉人与闻;一方面依赖地主富豪的捐献及其组织的“义兵”来对抗红巾军,造成了元末军阀混战的恶果,同时,脱脱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八月亲自南下督师,镇压徐州的芝麻李红巾军,九月破徐州,屠其城。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底,红巾军一度转入低潮。以顺帝为首的元朝统治者忘乎所以,为脱脱建生祠于徐州(当时已改名武定州),立平寇碑,又封赏各有功将领。此时元廷开始商议立高丽贡女奇皇后所生的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脱脱对此有微词,哈麻趁机挑拨离间,为元宫廷的内乱埋下伏笔。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张士诚崛起,在高邮建立大周政权,同年九月,元惠宗再命脱脱出师,不仅包括蒙古、汉军,还囊括了西域、吐蕃、高丽等地的军队,号称百万之众。张士诚无力支架,只能死守孤城高邮。哈麻利用脱脱不在朝,又进谗言诬陷脱脱及其弟也先帖木儿,顺帝听信了哈麻等人的话,下令削脱脱兵权,安置淮安路。脱脱深受忠君思想影响,接诏后便交出兵权,而他所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红巾军势力大振,元朝官军再也无力组织起来镇压起义了,只能依靠地主武装。脱脱全家被流放,他本人先后被安置于淮安路、亦集乃路、云南镇西路,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二月在流放云南的途中被哈麻矫旨杀害。
宫廷内斗
自脱脱被逐杀以后,元惠宗彻底堕落,他受哈麻蛊惑,声色犬马,沉溺密宗,修炼所谓“男女双修之术”,还在宫中建清宁殿,绕殿一周建百花宫,每五日一移宫,朝政则交给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至正十六年(1356年),哈麻企图让顺帝禅让于皇太子,被其妹夫秃鲁帖木儿捅给顺帝,元惠宗大怒,说:“朕头未白,齿未落,遽谓我为老耶?”遂贬斥哈麻。此后又有朴不花、搠思监等搅乱朝政。史载“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于娱乐,不恤政务”。当时元朝已丧失半壁江山,就连都城也处于危机之中。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元朝陪都上都被破头潘、关先生所率的红巾军攻破,宫阙被焚,此后元惠宗停止了每年到上都避暑的传统。至正十八、十九年,由于农民起义导致漕运断绝,大都发生饥荒,饿死数十万人。这一状况直到张士诚降元运粮才有所好转。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二月,漠北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起兵作乱,直逼上都,并遣使告诉顺帝:“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国玺授我,我当自为之!”次年被镇压。
此时奇皇后与皇太子渐萌异心,企图让元惠宗禅位。他们害死了反对内禅阴谋的左丞相贺惟一,又以宦官朴不花、丞相搠思监为倚靠,赶走直言进谏的陈祖仁、李国凤等大臣,逐渐控制了朝廷。外部则是元廷倚赖镇压红巾军的察罕帖木儿(后由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继承)与孛罗帖木儿两支军阀相互争抢地盘,中原大地民不聊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受皇太子一党陷害的顺帝母舅老的沙出奔大同的孛罗帖木儿大营,皇太子一党追索不成,要求顺帝讨伐孛罗帖木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和七月,孛罗帖木儿两度进攻大都,先迫使顺帝交出朴不花与搠思监,将其杀死,后又使顺帝拜他为右丞相,并赶走了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皇太子逃到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大营中,元朝一度呈现两个朝廷的局面。孛罗帖木儿当政之初,杀掉了秃鲁帖木儿等教顺帝淫乐的奸臣,赶走宫中的西番僧侣,裁汰宦官,减省钱粮,一度颇有作为,但后来秽乱后宫,酗酒杀人,而且在皇太子一方来攻时,吃了几个败仗,元惠宗也对孛罗帖木儿极其不满,命威顺王子和尚伺机暗杀孛罗帖木儿。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二十九日,孛罗帖木儿入宫时被杀手徐士等人刺杀于延春阁李树之下。刺杀行动进行时,顺帝躲在密室内,约定事成则放鸽铃声。听到鸽铃声后,顺帝走出密室,下令民间杀尽孛罗帖木儿的部下(即所谓“川军”),同时命人将孛罗帖木儿的人头装进匣子里,送到太原的皇太子处。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扩廓帖木儿护送皇太子还京,顺帝任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宫廷内斗告一段落。
失国亡身
而后,元惠宗又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南下肃清江淮,不料却引发了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等诸多军阀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混战的局面。元惠宗怀疑扩廓帖木儿有异志,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领天下兵马,开大抚军院,讨伐扩廓帖木儿。这场军阀混战一直持续到大都失守前夕,极大损耗了元朝的有生力量。元惠宗虽昏庸,亦知国难当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秘密在高丽济州岛建造宫殿,以备将来逃难之用。在元朝内乱的期间内,朱元璋坐大于南方,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次第削平,并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发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北伐战争。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自称皇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明军高歌猛进,势不可挡,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时,元惠宗才与扩廓帖木儿和解,但为时已晚。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明军抵达直沽,二十六日,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出大都迎战明军,被擒杀,太庙牌位也被收集好,在逃难时一起带走。二十七日,元惠宗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自己则做好逃难的准备。二十八日,元惠宗驾临大都清宁殿,召见众臣及三宫后妃与皇太子,正式宣布将逃往上都。知枢密院事哈剌章(脱脱之子)力谏不可,元惠宗说:“也速已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宦官赵伯颜不花跪地痛哭进谏说:“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顺帝叹息说:“今日岂可复作徽、钦!”到了这天夜里,大都健德门开,元惠宗与皇太子、后妃及一百多名大臣出奔上都。顺帝一路上如惊弓之鸟,连山峰塌方都以为是明军到来。八月十五日,顺帝一行终于抵达上都,此前大都已经在八月二日被明军攻占,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等殉国。元朝在中原统治结束,北元开始。
元惠宗在北逃时感慨道:“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到上都后又“昼夜焦劳,召见省臣或至夜分”“召见群臣,询恢复之计”,颇有重新振作的姿态。当时,哈剌章请求顺帝命扩廓帖木儿入援,得到顺帝同意。扩廓帖木儿不负顺帝希望,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十月初,在韩店与明军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顺帝被这一胜利冲昏头脑,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并命令他挥师收复大都,明军趁机偷袭,扩廓帖木儿大败,仅以十八骑逃走。此后顺帝再度消沉,身体每况愈下,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元旦朝贺时,他就托病不出,此后经常因病缀朝。当时元军连战连败,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六月十三日,顺帝又弃上都奔应昌,其间许多大臣进谏速奔和林,但由于阿鲁辉帖木儿事件的阴影,顺帝都没采纳。至正三十年(1370年),顺帝病重,由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军国诸事。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顺帝因痢疾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死后庙号惠宗 ,明太祖朱元璋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给予了“顺帝”的尊号。蒙古汗号“乌哈笃汗”(Uqahatu,一作乌哈噶图汗,意为明智的)。
为政举措
政治
1、至正更化
至正元年(1341年),元顺帝起用脱脱当政,改元“至正”,宣布“更化”,历史上称为“脱脱更化”。脱脱的改革主要措施有:
①、恢复伯颜废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起于隋朝,但元朝建立后直到元仁宗的时候才实行科举制度。伯颜掌权后,为防止汉人做官,下令废止科举。
②、设置宣文阁,恢复太庙四时祭;
③、平反昭雪一批冤狱;
④、开马禁、为农民减负,放宽政策;脱脱上台后,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种税收,放宽了对汉人、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间禁止养马,脱脱上台废除了这一禁令。
⑤、主持编写宋、金、辽三史。
2、纂编法典
至元二年(1336年),在增订元仁宗年间的监察法规《风宪宏纲》的基础上,将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汇编为《宪台通纪》。
元顺帝时期,还编纂了《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是元代法规之一。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妥懽帖睦尔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大元通制》编定条格,于至正六年(1340年)四月颁行。其中包括诏制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但原书卷数已不可考究,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共23卷,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仓库、捕亡、赋役、狱官等27目。2002年在韩国庆州发现元刊残本《至正条格》,包括条格12卷、断例近13卷,以及断例全部30卷的目录。其中,条格存374条,断例存426条,总数共计为800条。
文化
元顺帝亲政后,采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复科举、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修三史。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由于正统之争,辽、宋、金三朝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尔诏修辽、宋、金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决定辽、宋、金皆为正统,并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揭傒斯、欧阳玄,畏兀儿族史学家廉惠山海牙,党项族的余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蒙古族的史学家泰不华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修成,脱脱命掾史鼓吹导从,前后辉光,自史馆进至宣文阁,元顺帝穿着礼服迎接,“观者以为近代无之”。不久后脱脱去职,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鲁图领衔,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顺帝召见阿鲁图等人于宣文阁,阿鲁图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今者进呈,万机之暇,乞以备乙览。”顺帝对他说:“此事卿诚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由此可见,顺帝非常重视三史的编修。
经济
顺帝亲政之初,任用脱脱进行“更化”,其经济政策主要是蠲免赋税、削减盐额、立常平仓等。但当时元朝统治已十分腐败,加之天灾连年,因此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第二次拜相,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脱脱采取了变钞与治河两大政策。对于变钞之法,遭到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争论后,脱脱仍决意变钞,设宝泉提举司来掌管。所谓变钞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旧的中统交钞上加盖“至正交钞”的印,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钞并行使用,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是至元宝钞的两倍;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形成钱钞并用的局面,并以钞为母,钱为子,以钱来实钞法。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钞买钞”,即用新钞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用铜钱“以实钞法”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白银作为准备金,是不可兑现的。变钞之法实行以后,很快就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史载“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其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宝泉提举司为了军需而大量印钞,使至正宝钞的价值更加贬低,“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年间,黄河决口,脱脱不顾众臣反对,起用贾鲁治河,使黄河恢复故道。顺帝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诏治河,由贾鲁指挥15万民夫和2万戍军展开浩大工程。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时间,大功告成,贾鲁献《河平图》。但就在治河期间,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势力制造独眼石人、发动元末农民起义,为元朝挖好坟墓,因此后世将元亡归因于治河。事实上贾鲁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没有民夫响应起义,只是白莲教势力利用了治河来发动起义而已。正如《元史》所评论的那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
外交
1、西方
罗马天主教廷所派遣的汗八里总主教孟高维诺于致和元年(1328年)逝世,随后元朝的阿兰人在至元二年(1336年)写信给本笃十二世要求派遣新的大主教。同年,妥懽帖睦尔也派遣留住在中国的拂郎国人安德烈等十五人回访欧洲,并致书圣座。罗马教皇应约于至元四年(1338年)派以马黎诺里为首的数十人的使团来到中国,将近三年后,于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抵达元上都,七月十八日在上都慈仁殿觐见顺帝。马黎诺里向妥懽帖睦尔进呈教皇信件和一匹佛郎国马,这匹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引起满朝惊叹。后妥懽帖睦尔命令文学侍从之臣赋诗作画,以记其盛况,如揭奚斯的《天马赞》、欧阳玄的《天马赋》、周伯琦的《天马行应制作并序》、陆仁的《天马歌》等等。画家周朗则奉旨作《佛郎国献马图》,流传至今。
2、德里苏丹国
至元四年(1338年),德里苏丹国苏丹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派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图泰作使者访问元朝。礼物包括200名印度教徒奴隶,在河间冲积地平原遭到了印度教信徒的袭击,德里苏丹国4000骑兵全部遇难,失踪78人。他们被分割、捕捉、有的被杀害。伊本·白图泰幸运抵达中国。然而他说,他到中国时,可汗死了,他继续向北行走,和他的伙伴经过京杭大运河到北京,谒见妥懽帖睦尔。
3、日本
元顺帝时期高丽抓获一日本渔船,认为该渔船是间谍船,并将该船送往宗主国元朝,妥懽帖睦尔命令释放回国,足利幕府派遣由一名和尚带领的使团访问表示感谢。
倭寇在这一时期频繁骚扰中国沿海,据泉州地方志记载,至元二年(1336年)和至正七年(1347年)惠安县衙两次被倭寇烧毁;至正年间(1341—1368年),一股倭寇在金门登陆,于马坪附近各乡村大肆焚掠,因台风沉船,被当地群众全部歼灭。至正十八年(1358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初一,倭寇骚扰蓬州,被守将刘暹击败。
历史评价
元末明初文人权衡:“帝在位三十六年,当元统、至元间,帝受制权臣,相继或死或诛,帝恐惧之心弛,而宽平之心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则终保天下,何至于远遁而为亡虏哉!……庚申帝岂昏愚者哉?观其欲杀是人也,未尝不假手于人,外为不得已之状,内实行其欲杀之志。其问甲则曰:‘乙与汝甚不许也。’问乙则曰:‘甲与汝甚不许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则谓甲曰:‘乙尝欲图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则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则曰:‘此权臣杀我也。’小民死,则曰:‘此割据弄兵杀我也。’人虽至于死,未尝有归怨之者,岂昏愚者所能为之也?……庚申帝岂优柔不断者哉?自至正改元以来,凡权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后至杀一品大官者,凡五百余人,皆出指顾之间,而未尝有悔杀之意,此岂优柔不断者所能哉!然则竟以何者而失天下?曰:由其阴毒故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莅九五之位,惟秉阳刚之德、总揽阳刚之权者,为能居之。若操阴毒之性者,适足亡天下耳!”
清朝宗室昭梿在《啸亭杂录》:“元顺帝亡国之君,无足置议,然有二三政事远胜前人者。巴延擅权,举国依附,帝能识托克托于行间,密与之谋,一旦立解兵柄,贬谪远方,颇有英飒之姿。明宗被弑多年,帝首发其逆谋,将雅尔特尔穆子孙咸置于法。虽迁逼太后,谋害皇弟,不无太忍,然较唐敬宗敬礼陈宏敬,明天启之不究诘方从哲、崔文升,反将劾奸诸臣屈陷成狱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汉人贺惟一为相,改革蒙古勋臣专擅之风,亦良能也。”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绝人巧智,惟事荒恣;纲纪懈弛,用殄厥世;稗史所称,非明宗嗣;附会诏书,事近暧昧。”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世有畏其子之悍戾而柔之以秘密佛法者乎?昔隋炀父子相忌,至死而俱不悟,可哀也。宠妾骄子,目羸豕蹢躅之戒而忘为潜龙,至于屠戮将相,擅兴兵戎,脱脱、太平因是陨身丧家,而激孛罗、扩廓之辟,如人之有肢体,而构之伤残,雀彀未成而社稷墟矣。然以秃鲁帖木儿之言,杀合麻、雪雪,而曾不察废立之谋之出自宫闱也。则帝亦谚所谓莫知苗硕者也。犹复徘徊塞下,考终沙漠,非不幸矣。”
清代蒙古族史学家拉喜彭斯克:“在汉籍中将元朝的灭亡说成是在顺帝手中,愚昧的我不那么认为。……现在可汗没像汉献帝那样没落,没像晋惠帝、晋愍帝那样被敌人俘杀,亦没像宋徽宗、宋钦宗那样被别人虏获,而是以身逃出镇守蒙古国,所以怎能说是元朝灭亡了呢?……应该写成顺帝失去汉国而镇守蒙古国,继续传承元朝。……那时,所谓汉国是被我们虏获的国家,如果坐镇大都而死,就像上述几位皇帝一样成为耻辱。如果死亡,蒙古国的传承将会被断破成乱,成为汉国的战利品。因此,不关心蒙古国而守住汉国从而舍弃生命有何用?……如至正时期,蒙古人的英勇没有衰弱,汉人的英雄亦没有增加,而且汉地变乱的时候亦没有从北方来蒙古兵进行作战,而是阿鲁辉帖木儿反叛了。此即由于顺帝失德而众人之心变坏之征兆,由此观之,要想永久打消对权力的骄傲须勤于德事,众皆知之。……明太祖皇帝作为臣民而背叛自己的主上,所以无法逃避破坏纲常伦理的谋叛大罪。”
清末民初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帝冲龄践阼,颇能尊师重道,自诛伯颜,躬裁大政,一时有中主之目。久之昵比群小,信奉淫僧,肆意荒嬉,万几怠废,宫庭亵狎,秽德章间。遂令悍妻干外政之柄,骄子生内禅之心,奸相肆蠹国之谋,强藩成跋扈之势。九重孤立,威福下移,是非不明,赏罚不公,水旱频仍,盗贼滋起。人心既去,天命随之矣。”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惠宗自以新意制宫漏,奇妙为前所未有,又晓天文灾异。至元二十二年,自气起虚后,扫太微垣,台官奏山东应大水。帝曰:‘不然,山东必陨一良将。’未几,察罕帖木儿果为田丰所杀。其精于推验如此。乃享国三十余年。帝淫湎于上,奸人植党于下,戕害忠良,隳其成功。迨盗贼四起,又专务姑息之政,縻以官爵,豢以土地,犹为虎傅翼,恣其抟噬。孟子有言: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呜呼,其帝之渭欤!然北走应昌,获保余年;视宋之徽、钦,辽之天祚,犹为厚幸焉。”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帖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历史学家邱树森:“妥欢帖睦尔登上皇帝宝座,从他自己掌权开始,近30年政治生涯中,似乎判若两人:第一个妥欢帖睦尔是与脱脱组合在一起的,给历史上留下了一度是有生气的、立志革除弊政的、有作为的年轻皇帝的形象,另一个妥欢帖睦尔是与哈麻、搠思监组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荒淫无度、昏庸无能、制造内乱的昏君。”
历史学家雷庆:“顺帝是一个由好变坏的皇帝,应该有所肯定,也应该有所否定,不能用‘昏庸不堪’一词作为他整个一生的评价。”
历史学家张朋:“作为元朝在位时间最长,且被《元史》记载为亡国昏君的元顺帝,对于亡国的确难辞其咎。但他在元朝发展中就教育、文化和科技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容抹煞的。”
轶事典故
宋帝之子
据权衡《庚申外史》记载,宋恭帝赵显降元后受封瀛国公,后又奉忽必烈命令赴吐蕃为僧。当赵显驻锡甘州的一个寺庙时,赵王前来游玩,怜惜赵显年老又孤独,赠了一名回回女子(即迈来迪),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生了一个儿子,正巧当时还是周王的和世瓎途经此地,见寺上有龙纹五彩气,便将该母子收为己有,这就是元顺帝的出身。后来明代的袁彻又记载明成祖朱棣曾览历代皇帝画像,发现元顺帝长得像极像宋朝皇帝,验证了元顺帝是宋帝之子的说法。这一故事在明代广为流传,被认为是宋朝德泽绵延、天道报复元灭宋室,才让宋恭帝生了元朝的亡国之君。出现这种传闻的原因,大概与元文宗曾昭告天下、称妥懽帖睦尔非元明宗之子有关,现代学者多认为这一说法仅系野史记载,荒诞不经。
迷恋密宗
至正中叶以后,顺帝逐渐怠政,并宠信佞臣哈麻。宣政院使哈麻及其妹夫秃鲁帖木儿引进藏传佛教密宗于顺帝,他们推荐了印度和尚及吐蕃喇嘛僧伽璘真等人,又引入了老的沙(顺帝母舅)、八郎(顺帝之弟)等10人,称为“十倚纳”,教顺帝“演揲儿法”。所谓演揲儿即汉语“大喜乐”之意,“大喜乐”又名双修法,即男女双修气功。这些人倚高丽姬妾为耳目,专门刺探贵族家的命妇,或民间良家妇女,带到宫中,供顺帝修炼“大喜乐”时享用。顺帝等人在一间名为“些郎兀该”(汉语“事事无碍”,据记载该“秘密法堂”就建在宣文阁旁)的室内“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在上都更是建穆清阁,数百间房屋里充斥着女人,都用来修“大喜乐”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原本对此深恶痛绝,但在顺帝的影响下也沉湎此道了。史载:“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时任宣政院判官的张昱作诗讥讽道:“似将慧日破愚昏,白日如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
顺帝与“十倚纳”在修炼“大喜乐”时,帽带金玉佛,手执数珠,让宫女十六人首垂发数辫,戴象牙冠,身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袄,云裙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唱“金字经”,舞“燕儿舞”,称之为“十六天魔舞”。又有美女百人,亦皆缨络,各执乐器,其中一人执铃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捶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乐器用龙笛、头管、小管、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让宦官长安不花作为领班。每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奇皇后曾劝顺帝远离十六天魔,顺帝生气地说:“古今只我一人耶?”竟然两个月不理奇皇后。顺帝所酷爱的十六天魔舞甚至传入宫外,张士诚之弟张士信也是“天魔舞”的爱好者。
鲁班天子
元顺帝在建筑工艺、机械工程等方面是一个天才,建造宫殿时,顺帝自画屋样,又亲自削木构宫,让工匠按他的图纸来搭建。建龙船时,也是亲自出马,绘制其样本,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 ,后吾殿楼子,龙身与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龙船建好后,顺帝坐着船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船行驶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高约六七尺,宽大约是其一半,造木为匮,藏在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间到了以后,就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到了夜晚则神人自动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鸣叫时,在侧的狮凤皆翔舞。 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随后又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顺帝还自制五云车,也是精巧绝伦。因此,大都人都管顺帝叫“鲁班天子”。
明军攻入大都时,曾缴获元顺帝自制的宫漏,作为战利品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看了后说:“废万几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左右将其捣毁。
好观天象
元顺帝“善观天象”,并笃信“天命”。据说顺帝对脱脱从信任到怀疑的原因是司天监观测到“连夕相星犯帝座”。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红巾军攻破上都,大臣劝顺帝避难,顺帝知天象无伤,镇定地说:“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来,朕何避之有?”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二月,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谋反的消息传来时,顺帝神情自若,说:“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有白气如索,长五百余尺,起危宿,扫太微垣,司天监太史奏山东将有大水,顺帝却说:“不然,山东必失一良将。”于是派人急往山东的察罕帖木儿处警告他勿轻举,不料使者还没到,察罕帖木儿就遇刺身亡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北伐逼近大都时,左右又劝顺帝固守大都,等待援兵,但顺帝夜观天象之后,坚定了出逃的决心,任谁劝说都无效。他逃到上都以后,有几只狐狸窜入御座下,御史大夫阿剌不沙对顺帝极言亡国之兆,顺帝也说:“天意如此,朕将奈何?”可见顺帝是非常相信“天命”的人。
汉化水平
元顺帝幼时曾在广西静江受过一年的汉文教育,即位后“寻召奎章儒臣侍讲六经禁中”。但是权臣伯颜反对汉化,主张“休教读汉儿人书”,因此顺帝的汉学水平一度停滞。顺帝联合脱脱扳倒伯颜以后,脱脱请求顺帝“留心圣学”,于是顺帝开经筵,后又将文宗朝的奎章阁改为宣文阁,作为经筵的固定场所。顺帝以丞相脱脱领经筵事,其下有兼经筵官、参赞官、译文官及译史三人、检讨四人、书写五人、宣使四人,进一步完善了泰定帝以来的经筵制度。顺帝在经筵上随各族儒臣“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顺帝的经筵是月讲三次,每次讲解时间不定,乌古孙良桢曾批评当时“数日一进讲,不渝数刻已罢”,但也有讲的比较长的时候,如当时经筵官张以宁的诗句“宣文阁下仗初移,讲彻鸡人报午时。……儒臣有戒陈忠荩,圣主无为宝俭慈。”叶衡也作诗:“水晶宫殿柳深迷,朝罢千官散马蹄。只有词臣留近侍,经筵长到日轮西。” 可知经筵时间长短是依顺帝的兴趣而定。元顺帝还十分注重对自己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培养,为他开端本堂,让他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
由于元顺帝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因此汉文化造诣相当高,在元朝诸帝中仅次于元文宗。他非常擅长书法,陶宗仪评价其字“严正结密,非浅学可到”。曾旁观顺帝作书的胡震宦如是评说:“及见始作字时,落笔如宿习,每精意审订,然后振臂一扫,不复润饰。”王沂所见略同:“臣沂忝待诏宣文阁,窃观皇上运笔之妙,鸾翔凤翥,势若飞动,而从容法度之中… … 天纵之圣,肆笔而成,已见于居潜之日。”顺帝留下的墨宝很多,有“闲闲看云”、“模以文梓,饰以云龙”、“元成宫”、“山斋”、“九霄”、“明良”、“庆寿”、“方谷”、“圆觉”、“江南忠义之士”等,还以“真草千(字)文碑本颁赐臣下”。当时的书法家盛熙明曾编《法书考》八卷,顺帝”览之彻卷,命藏禁中”。元顺帝如此热爱书法艺术,所以许多诏书都由他亲笔书写,而臣下得到御笔诏敕,亦是受宠若惊。在顺帝的带动下,元廷刮起了书法之风,不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精通书法,就连顺帝的佞臣哈麻也擅长写大字。
除了书法之外,元顺帝还喜欢绘画,康里儒臣巙巙利用顺帝喜爱古名画的机会,献上郭忠恕《比干图》,并以商纣王受不听忠言而亡国之事劝谏顺帝。有一天,顺帝在看宋徽宗画作时连连称善,巙巙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顺帝问:“何谓一事?”巙巙回答说:“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在《金华集》里也记载了拔实以徽宗画作进谏顺帝之事。此外顺帝还能作诗,在叶子奇《草木子》中,即录有他所作的佳句“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此外他还有三首汉诗流传于世。
元顺帝还遵用汉族礼乐制度,至正以后,他穿着冕服亲享太庙,并在至正三年(1343年)十月和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一月两次亲自南郊祀天,在此之前亲自祭天的元朝皇帝也只有元文宗而已。在一次祭祀上,顺帝行至元宁宗牌位时,问道:“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礼仪否?”博士刘闻回答说:“宁宗皇帝虽是弟,然曾承宗器而为皇帝,时陛下亦尝作他的臣子来,当拜。又春秋时,鲁国的诸侯有闵公、僖公。闵公是弟,先作诸侯;僖公是兄,在闵公后作诸侯,宗庙四时祭祀,未闻僖公不拜闵公。比这例儿,陛下合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