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经济日趋繁荣，史称“咸平之治”。但是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

澶渊之盟签订后，赵恒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反而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赵恒体恤民情，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每逢民间有大灾大难或者百姓流离失所时，就减免百姓的税租，让百姓得以存活，渡过难关。

咸平元年（998年）四月，发生较大的旱灾。四月初四，赵恒在白鹿山祈祷求雨。四月二十一日，赵恒派使臣检查全国吏民拖欠钱物，全部免除。咸平元年（998年），因为定州降冰雹伤害庄稼，赵恒便派使臣予以赈济和抚恤，免除当年租税。

咸平二年（999年）十月初四，赵恒免除澧州蛮境内归业百姓租税。初九，设置福建路惠民仓。咸平五年（1002年）四月初七，赵恒下诏陕西百姓运送北方边境粮草者，免税一半。十七日，命令三司每年考核户口。二十一日，免深州、霸州等九州百姓租税。二十八日，恢复雄州榷场。

景德元年（1004年）四月，因为溪蛮的战祸已经平息，很多百姓都已经恢复了农业生产，赵恒就免除澧州石门县二年租税。

赵恒在位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赵恒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

与此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赵恒“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赵恒在位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

赵恒在位时期，对吏治进行了改革，积极惩治贪腐人员，提倡廉政。首先，赵恒在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中，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

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务实，不要贪图虚名。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赵恒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够实现“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