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之战是蒙古帝国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阳失陷而告结束。接下来历史资料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康王赵构定都临安以来，南宋的国防形势一直极为严峻。大片国土的丧失，不仅使南宋防御作战失去了广阔的战略纵深，经济实力也遭受巨大损失。更由于北方山关河川地化为敌有，使得长江、淮河成为南宋在应对女真、蒙古利用快速机动能力而发动猛攻之时的最后防线。江、淮防线对于南宋国土防卫的重要性，也成为士人的普遍共识。
历仕高、孝两朝，“三洪”之一的洪遵就曾说道：“南方以水为险，所恃以立国者长江尔。中兴以来，以两淮为藩篱，以长江为门户。”理宗朝臣程珌也说：“大江之上流，所以援两淮而固长江者，又岂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势尤不容忽也。”
因此，对于屏障长江的两淮地区，以及长江上游所在的四川地区，宋廷一直极为重视，着力加以经理。
一、忽必烈时期的灭宋战略再调整
对于蒙古而言，虽然两淮地区更为靠近南宋的统治中心，由此突破最为便捷，但因两淮地区河道漫布，坞堡甚多，作为国防体系的核心区域，南宋将精锐之兵尽集于江淮之间，以骑兵见长的蒙军不仅优势兵种不能得以发挥，又由于水军尚弱，始终无法击败以长江为依托的南宋水军而深入东南。
1. 举棋不定
虽然两淮地区战略地位极为紧要，但蒙军也仅能与南宋维持相持之势。因此，等到一心灭宋的蒙哥继位为汗，基于与南宋对于江南防御重在两头的相同判断，以及在“借道灭金”时期深入川蜀作战的成功经验。
在通过“斡腹之谋”开辟西南战场，加强各条战线的对宋攻势的同时，便将四川地区作为南进的攻击重点，企图通过占领长江上游，在南北夹击荆襄之军的配合下，达到顺流而下东南的目的。
然而，虽然蒙军在强大的攻势下攻陷成都，并对川西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但由于彭大雅、余玠等人对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山城防御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蒙军始终无法彻底击溃宋军的四川防卫力量。
加之宋廷已洞悉蒙古沿江东进的企图，加强了重庆等沿江地区，特别是四川与荆襄连接之夔州路的防备，并通过荆襄战区不断对四川前线进行支援，致使蒙军由上流而下的进军计划始终无法得逞。随着蒙哥死后诸王争位战争的爆发，蒙古也就暂时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
景定五年(1264)，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巩固了蒙古汗位。待国内局势得到稳定之后，南下攻宋的计划便再次提上日程。鉴于江淮、四川战场突破作战的失败，以何处作为南进的切入点，成为其首待解决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早在蒙哥南侵之时，奉命出师荆襄的忽必烈对于蒙军舍近求远，以四川为主攻地区的作战计划便持反对态度。
而对谋士杜瑛提出的“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的计策则表示了极大兴趣。忽必烈继位之后，在召集臣僚商讨平宋对策时，部将郭侃再次提出了从荆襄地区实行中路突破的计划。由于朝中对于以襄樊为突破口的进军计划有不少反对之声，致使忽必烈虽然更倾向杜瑛等人的建议，但迟迟未做决定。
2.降将进言
直至南宋大将刘整归降，才使得围绕进攻重点的讨论趋于明朗。刘整原籍邓州，金末时投奔南宋，追随京湖制置使孟珙活跃于荆襄战场。孟珙去世后，又随李曾伯入蜀，由于在四川战场的杰出表现，累迁至潼川路安抚副使兼知泸州。
然而，一直以来存在于南宋军中的派系矛盾，令北人出身的刘整深遭贾似道亲信，负责京湖、夔路防务的吕文德之嫉恨，他以“北方人扞西边有功，南方诸将皆出其下”为由，不断对刘整进行打压，又推荐与其宿怨甚深的俞兴担任四川制置使以钳制之。
本就对朝廷赏罚不公而深感不满，当得知贾似道竟以“多不附己”为由，将功臣向士壁、曹世雄等人擅自杀害，深恐不测的刘整遂以泸州全境叛降蒙古。刘整的叛变，不仅使南宋本就捉襟见肘的四川防御形势更加恶化，更因其转战荆襄、四川多年，使南宋边疆防御虚实蒙古得以尽知，对南宋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基于对南宋国防的了解，刘整在否定由四川进军的同时，也力主蒙军由襄樊进行突破，因此他向忽必烈建议道：“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刘整的极力建请，令原本对是否攻襄犹豫不决的忽必烈信心大增，遂力排众议，以阿术与刘整为帅，实施以襄樊为进攻点的中路突破方针，开始了第二次的灭宋作战。
在促成蒙古战略转移之后，鉴于南下作战所经湖河众多，而蒙军不利水战的弱点势必对战争进程造成严重影响，刘整又强调蒙古必须加强水军建设，对于刘整强健水军的建议，忽必烈同样表示了支持。
刘整的两条建议，不仅使蒙古找到了灭亡南宋的最佳切入点，更令南宋借以制衡蒙古的水上优势逐渐丧失，自端平元年宋蒙之战爆发以来，经过三十余年的反复拉锯，蒙古终于迎来了灭宋战争的决胜时刻。
二、蒙古作战的成功
1.南宋的死命挣扎
襄阳自淳祐年间李曾伯力排众议，一意重建以来，经过高达、程大元等人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兵甲日充、粮草渐集，重新成为了守卫荆襄门户的汉上重镇。以襄樊为支点的襄汉防线，也因此成为了抵御蒙古持续南侵的坚固屏障。
襄汉防线的重振，也使曾经力主荆襄战区以鄂州、江陵扼守的长江防线为防御重点的权相贾似道改变初衷，对襄樊防卫重新重视起来。当得知蒙古集重兵于襄樊，欲由此突入荆襄之时，贾似道上奏理宗道：“襄既复，则城池、米粟、甲兵，委难以资虏，在今则不可弃矣。”
极力劝说理宗打消以荆襄兵力退守鄂州的想法，并派遣心腹吕氏集团之一的吕文焕为京西安抚副使兼知襄阳府，全面负责襄樊防务。作为上接巴蜀、下控荆湖，战略地位极端重要的襄、樊二城，不仅因为多年修缮而壁垒坚厚，具备单独抗击蒙军之能力。
更由于夹汉水南北对立的独特形势，宋军在两城之间堆垒巨木、设置铁索，阻断敌军水上通行的同时，又通过浮桥将城池相连，使得襄樊二城得以相互支持，以整体形式对抗蒙军的围困。
加之水道贯通内地，东南物资可经汉水、长江源源不断运抵城中，为襄樊前线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咸淳四年，蒙军在继续于险要地带设立连珠寨同时，主帅阿术又令唆都扫荡城外，“夺宋金刚台寨、筲基窝、青涧寨、大洪山、归州洞诸隘”，给支撑襄樊防御的宋军外围阵地造成了巨大打击。
2.蒙元的战略包围
咸淳五年(1269)，蒙古派降将史天泽赶赴前线，继续加强对襄樊的围困力度。通过对襄阳城防以及周边形势的观察，史天泽认为仅仅依托山势险峻之处的分散据守，并不足以实现对襄樊的完全包围，宋军依然可能由小路偷入襄阳。
因此，在继续加固现有城堡的基础上，史天泽令蒙军“筑长围，起万山包百丈山”，建立了一条从襄阳西北延续至城南的漫长防线，又于襄阳城南可窥探城内的虎头山、岘山高处建一字城，以加强周边堡寨的联络。通过由点到线的防御延长以及重点区域的防卫巩固，蒙古用以防范宋军主要增援路径的南面防线得以大大加强。
在稳固南面壁垒同时，史天泽又采纳张弘范“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的建议，派其戍守万山以隔绝宋军西面而来的陆上增援，又在城东沿江各处增筑堡垒，与汉水中修建的高台遥相呼应，封锁襄阳东面的各条水道。
在蒙军的步步紧逼之下，襄阳东、西、南路之援绝，彻底陷入了蒙古的包围之中。蒙军包围战术的成功，虽然有赖于各处据点的成功设立，但水军实力的增强，才更是蒙军在面对宋军凭借“水上强兵”进行反包围作战时，维持防线屹立不倒的关键因素。早在备兵南下之初，忽必烈就令身处邓州前线的董文炳“造战舰五百艘，习水战”。
重视水军的忽必烈，不仅让刘整“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得练卒七万”，还令川陕方面额外打造战船五百艘运抵前线。对于蒙古在围困襄樊时期的大兴水师，宋人也曾记载道：“虏方夺吾舟，募吾匠，童吾山，造船编筏于樊、襄间，斧斤之声不绝”。
在忽必烈的积极支持下，蒙古逐渐建立起了一支有船万艘，有兵数万的强大水师，襄阳形势也在蒙古水师与沿江堡寨的相互配合下而更加危急。为破除蒙军的围困，襄阳守将吕文焕曾多次组织城内宋军，向万山、百丈山等处发动反攻。但因城外各制高点已多被蒙军占据，本就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宋军更无地利可言。
屡次的突围失败表明，在蒙军“治战船，教水军，筑圜城以逼襄阳”的威压之下，襄汉守军已无法单纯凭借内部力量化解蒙军的包围。蒙古为攻陷襄阳，已将全国之精锐尽集于襄汉。救援作战屡遭失败的宋军，事实上已无单纯依靠荆襄战区的反击粉碎蒙军进攻的可能。
结语
在蒙古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已不存在一个能够保障南宋国防的万全之策。任何一种基于形势产生的合理判断，宋廷都应该在战略部署时进行考虑。
然而，执迷不悟的度宗依然以政务繁难、难离恩相为由，果断拒绝了丞相贾似道再次赶赴前线的请求，苦守待援的襄樊最终只能坐待沦丧。
